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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最后的江流（第2页）

王：写文章、拍电视，一个好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提纲挈领，醒目抓人。选名字有两种选法，一种是由现象而归纳出一个好名字来，用好名字来贯彻你的整个创作过程，比如像我写的《百万移民下珠江》，“百万移民”本身给人强烈的冲击和撼动。但是我这种情况不多，我大多数作品名字的分娩和产生都是在创作过程中甚至最后才豁然开朗的。

比如我在山东拍《北方的躁动》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名字可选，但都不合适，是在最后才想出这个来的。当时有人担心会不会有政治上的歧义，我说如果中央电视台能想出比它更好的名字，那就用中央台的。最后大家全部接受，因为相对于广东的市场经济的掀天巨浪，它的确处于一种躁动的过程中。现在，它已经成为一句俗话了。还有《大潮涌珠江》也是这样，包括我许多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作品都是这样。所以最近我跟人开玩笑说，如果搞商业策划的话，我会是一个优秀的策划大师；如果搞广告，我会是一个优秀的广告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每天每夜，写一篇通讯，从题目到导语，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广告词。当然这涉及一个“军转民”的问题，其实，暗地里我已做了若干“军转民”的事。当前广东商战中不少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有我的头脑在起作用，只不过不好公开而已。

《南方的河》最初叫《广州15年》。一看这个题目，显然受很大的约束。我们在广州开了五个座谈会，到北京去之前，题目基本定了。给片子一个文化的底蕴，比较空灵的色调，这样比较符合我们片子所要表达的跳出时间和空间、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把广州放在整个大千世界来展现的气度。这个片名想好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时曾担心广州市领导怎么看，会不会以一种功利的眼光提出疑问。但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朱小丹同志赞成，高祖仁书记认为是一个好题目，就这么定下来了。

吾将上下而求索

江：你刚才提到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那么你感到同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内地做记者和在广州做记者，从把握社会和现实上有什么不同？把握广州是不是更艰难一些？

王：前些年，人们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就是广东是块新闻资源的富矿区，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大制作？名记者和优秀的作品不多？原来我也不太理解，后来我在这里转了很久之后才发现了“奥妙”所在。我说在北方当记者，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地方当记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里给你提供的东西基本上都成形了，人家不仅提供素材，还提供观点。但要出大记者就不容易，因为太容易了反而不容易了，虽然见报率很高，如果我们把见报率高也当成名记者的衡量标准的话，那也算是一种“名记者”罢。但是，我说的名记者是能在历史发展的重大时期，他能用自己独到的眼光、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语言，把历史现象概括和披露出来，最后被社会广为传颂，被学者专家引以为据，这才是真正的名记者、大作品。

我在一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讲到这个问题：在广东和在北方当记者的比较。我说，我在内蒙古曾经当过记者，只要你能深入沙漠戈壁，能把里面的故事写出来，鲜为人知，那么你就是好记者。内蒙古相当于一个神秘的穆斯林女郎，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广东却像一个**女郎。这话怎么说呢？你把这个穆斯林女郎神秘的面纱撩开，哦，她长着弯弯的眉毛，像两湾水潭一样明亮的眼睛，还有高高的鼻梁，那你就是好记者了。在那些地方，只要肯进取，就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有勇气、敢冒险就可以了。广东可不是这样。说到广东，好像谁都懂得，我们这次在陕北采访老农民，他们也都能讲出个一二三。但也正是因为人人都知道，难度也在这里，你蒙不了别人。因此需要你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够给个说法，为社会接受。所以广东出名记者非常难，需要“吾将上下而求索”，需要多年的积累和锤炼。能够披露事情不算好记者，广东每天都发生事情，而且“广东无轰动”，你能披露的人们已经见惯不惊了，因此要提炼、概括，要用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眼光。

追寻咸腥味

江：在《南方的河》中，有许多集都有着雅俗共赏、清新可人、新鲜生动的题目，像《咸淡水》、《海鲜生猛》、《南风窗人》、《揾工跳槽》等，给人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那么你能否介绍一下这8集的大概思路以及它们的命名呢？1994年8月拍摄《南方的河》王：总的题目定下来后，就涉及到对每一集的把握。当时我们把片子定为8集，为什么是8集呢？是考虑到电视这种传播手段的特殊要求。像广东这个话题，你就是写一部三四十万字的东西也不算多。但电视语言是一种非常精炼的语言，不可能让你20集、30集去洋洋洒洒地表达，因此我们要考虑这种语言的规范和规定性，于是定为8集，每集20分钟。

题目怎么定？我当时跟大家商量，既然这个片子叫《南方的河》，既然它要“给广东一个说法，还中国一个奇迹”，既然我们要确定一种自己的理论架构、逻辑程序和文化工程，我们就必须通过起承转合，给广东一个完整的体现。因此从结构看，第一集是序片，是悬念，是天问，是人人都感兴趣但人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引人入胜，请君入瓮，使人产生强烈而浓厚的兴趣。此后的七集，从第二集到第八集，是广州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时代之谜。层层解剖，层层探幽，破解谜底。“凤头豹尾草包肚”，最后一集还有兜底的作用，把悬念和过程“合龙”。

从每一集的题目来说，艺术上有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广东特别是南方的河，正是它极大的世俗色彩和特异性，才给了中国强大的冲击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或加以非议，正是如此，我们要强调它的咸腥味，岭南特有的咸腥味。为了使我们的艺术性能更好地展现，在文化层面上更好地“赋比兴”，使人们过目成诵，忍俊不禁，产生联想，因此出现了《海鲜生猛》、《揾工跳槽》、《咸淡水》、《南风窗》这些题目。我们在北方采访的时候，一提到这些题目，没有哪一个不开怀大笑的。这叫做“大俗才可能产生大雅，由此才可能雅俗共赏”，就是赋予大俗的东西一种新的生命力，使它能产生一种大雅的效果。

实践出真知

江：今年是很多节日交汇之年，可以说，各地区都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地反映“15年”，广东省内就有好几台晚会和不止一部电视片，当许多新闻媒介赶都赶不及的时候，你却带着一行人马，走天山，下黄河，访陕北，登泰山，进京华，看上海，纵横数万里。拍广州却要跑到北方，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样跑下来，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

王：这首先要感谢市委领导、宣传部长朱小丹。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果他不是目光长远，胸襟开阔，而是急功近利，没有大气魄、大视野，理解不了我们的追求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这一文化工程的构造。如果他要求两个月成片，赶着国庆播出，那个片子就没戏了。正是他的开明，才使我们能充分地构建一个文化工程，也就是“走出五岭山脉”，走出广东看广东。

为什么走出去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跳出广州，我们才能看到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对整个中国的辐射。到底它的影响何在？它的影响是在增长还是在减弱？第二是通过此行，我们才能找到选题的兴奋点。这个片子既然是准备放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去播的，那么国人目前对广东究竟感兴趣在哪一方面？定位要定准。第三，只有跳出来在全中国采风，广东才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才能赋予这个话题以坚实的物质内容。最后的结果，我们感到非常兴奋，这三个目的全都达到了。不仅达到了，而且在哲学把握上，我们的思路有了更好的调整，实践出真知嘛！我们刚出去的时候，以为广货北伐，粤文化北伐，整个中国都是其天下，岭南的太阳正照耀着神州。后来发现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关于广东的浮躁期、兴奋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人们对于广东的话题已经表现得很平和了。我们曾不无失落，但万里采风归来，回头望去，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广东的消失正好印证了小平同志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中国富裕的论断，人们对广东从陌生、抵触、反弹到默认和趋同，说明了广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已经为中国人所认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12亿人口向新世纪转换，其意义之深、力量之大，是不可小看的。通过此行，我们对“广东在中国”、“中国看广东”的变化过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了。

“三明治”的风味

江：从几集《南方的河》的样片看，从摄像、音乐、色彩、节律来看，它体现出了一种相对平和、宁静的特色；而从信息量和思想深刻性、含金量来看，又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感。这一张一驰，一舒一紧，你们是怎样认识和把握的？

王：我经常喜欢运用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最后这种风格的确定，并不就是一开始主观规划好的。那时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最后是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上下求索，多方碰撞，才积淀和浓缩出来的。这是实践的结果，也是大家集思广益取得共识的结果。

这里我想引用我们的撰稿人之一罗宏在总结我的想法时用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搞的片子其实像一块“三明治”，我们从民俗、凡人小事、生活场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切入，就是第一层；中间夹的一块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经济。广东说到底，十多年来走过的就是市场化的过程；背底下垫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岭南文化。一口咬上去，三块都咬到了，就是一种特殊的风味。这才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就是这个思路，切入点是民风民俗、日常生活。纵坐标贯彻始终，是市场经济，摸着石头过河怎么过法；广东之谜、时代之谜，是怎么个过程。垫的东西是岭南文化，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亚文化体系，通过这个片子，希望它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赋予了电视片一种比较完整的说法，能不能为国人所接受，就看实践效果了。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伙人本身文化色彩比较浓，除了具有记者的素质还有学者的追求的缘故吧！

追求“自我实现”

江：在广州这样一个非常活跃、躁动不安的商品社会，沉心静气将近半年，完成一项文化工程是很不容易的。听说在这一点上，《南方的河》摄制组有不少感人的故事，你能否介绍一下？从你的体会看，做文化的事情需要一种怎样的心态和精神，才能不辜负时代所提供给我们的丰富营养？

王：这样的故事很多了。我可以说几个简单的。比如山东好汉李全新，前期抱着一条残腿，成了东奔西走的“铁拐李”；后期在机房经常两三天不睡觉，眼底出血，差点晕倒，就是为了过瘾。还有罗宏，名为撰稿，工作内容和作用远远超过了撰稿的范围，从早期采风到中期写稿直到后期制作，从头跟到底，全身心投入。为了保证工作，放弃了去香港旅游的机会。学校开学了，他请示学校的领导，得到全力支持，同事也帮忙代课，使他在后期剪辑上能够共同参与。还有秦朔，撰稿、联络，“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既要完成所在杂志社的工作，又要积极参与这边的事情。制片黄涛，从头到尾，跑前跑后，非常辛苦，后期还担当了找资料这样繁重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大把大把，不想多说了。但它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个成功的作品、高质量的东西，它需要一群有献身精神的人投入。这就涉及人的本能追求问题。我觉得人与动物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动物性追求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它是为生存而生存，为金钱而金钱。而人呢？马斯洛有一个“需要层次理论”，人需求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是成就感。我觉得我们选择这些人没有选错，他们都是有高品位、高追求的人。你说他们挣不挣钱？也挣。像李全新，当他显示出比较卓越的镜头感和才华后，广东很多公司和有商业头脑的电视人，就争相策反他：“凭你这个才华，到广东随便帮人家打个工，每个月轻轻松松就是一两万元，给人家摄摄像、剪剪片子。”说他是傻瓜，跟着老王待遇低微。很多机会来**他，但他根本不为所动，有人说他是榆木脑袋。像罗宏这样的人，搞策划，出创意，在广东的商海中挣钱也应是一把好手。你说他是傻瓜？绝对不是。他权衡两者，挣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挣的，但这个机会千载难得，他要实现一下自我。人的最高境界的这种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就是有别于一般的动物、商品人、市场人的东西。

我认为，有才能、有卓越才华的人，在广东是应该能够处理好金钱与事业的关系的。要不要挣钱？我觉得该挣。不挣钱怎么行？比如像我们这些人，智商也罢，对社会贡献也罢，比一般的人要大，但却生活得比他们还差，那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我们也要挣钱，体现自己的劳动和价值。但是我觉得两者必须分开，不能用挣钱的态度去对待事业和文化。所以我很欣赏一些大导演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那种方式：就是先拍一个挣钱的片子，挣了钱再圆自己艺术追求之梦。我当时讲，我们既然搞这个片子，就不要带来一些市场的做法，必须要抛弃鼠目寸光、锱铢必较的商业习气。

勤于思而敏于行

江：6月初，市委把重托交给你，辛辛苦苦几个月，问卷即将交出。从目前的反映看，这个片子是有相当的文化品位的一部好作品。那么，拍完广州，你还想再对广州说些什么呢？

王：广州这个城市最优秀的东西，和岭南文化一样，就是她的兼容性、开放性、务实性。浓缩下来，就像我们有一集所讲的，是“百川纳海”。广州提供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不设防的，她让四海精英、八方志士共同在这块土地上、这个舞台上创造她的繁荣，创造灿烂的明天，共同把蛋糕做大。最后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人人均沾。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你是广州人或者不是广州人的问题。这一点在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十分优秀的——大江不拒细流。但说到底，与其说这是岭南文化的历史遗传，不如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力量强化了岭南文化优秀的一面，摒弃了岭南文化消极的一面，使岭南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全新基础和机制上，得到了某种升华。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规律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是“顺者则昌，逆者则亡”。这也就是广东能继续充满活力、走向未来的希望之所在，正是有千百万新客家不断拥入这块阳光地带，与本地民众共同创造，才有了生机，有了万千活力。

在我们深入的采访、摄制的过程中，我们感到广州的官员是非常务实的，但过分强化这一点，却可能会沦入“短平快”的急功近利以及事务主义之中，缺乏战略性的宏观构思。就像多年前一家报纸请我写一篇新年致辞，我写道，广东是“敏于行而拙于思”。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广州人、广东人很有必要强化和提升“思”的一面，“勤于思而敏于行”。从这一点上来说，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和宣传方面的领导同志，不惜工本，进行这一大文化工程，可以说是立意深远、难能可贵的。但愿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愿这个片子播出后，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而能确立某种规范，在保持岭南文化开放性、兼容性和务实性的同时，更能升华为一种博大、广阔、超前、超越的内涵。这样的话，广东将有可能在中国今后的历史进程中续领**。1994年拍摄《南方的河》时采访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就看老天爷的旨意了”

王：《南方的河》究竟能否取得成功，现在说还为时过早，还要检验，因为成功有票房价值的成功和文化效应的成功，是个很难说的问题。但我可以代表主创人员说，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我们的追求、汗水、才华都凝聚在这部片子里了，最后能不能被社会接受，是一个客观问题了。我们可以无愧地说完成了某种历史使命。

作为我个人来说，在搞《南方的河》的同时，我的内心深处经常交织着一种既乐观又悲哀、既复杂又荒凉的情愫。因为我在每一次超越自我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自掘坟墓”——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掘坟墓”。作为一名记者，必须频繁地平行移动，但我总想往上上一个台阶。整个新华社，大玩电视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已经“玩”出了体制之外。现在好像还有一根线在牵着我，但是这根线已经很微弱了。这个片子搞完以后，我估计就会“玩”出新华社这个圈子。我如果继续留在新华社，与这个体制相磨合，我痛苦，他们也为难。

作为个人，我最大的抱负是“自我实现”，当一个好的文化人。一个好的文化人必须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理解的“达”不是出将入仕，而是为社会留下一些精神产品，留下一些真诚的、渗透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东西。

文化追求涉及到一个“调整产业结构”问题。当一个体制对不断超越的文化追求已有了一个最后容忍度的时候，最后的选择就只能是换体制了。《南方的河》结束之时，也许就是我向新华社告别的时刻。这个片子也许就是我的“墓志铭”，也是我的“临界点”。

那么离开新华社以后到哪里去呢？目前我还找不到，现成的结构中我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我已经构想好了我未来生存的理论模式，这就是“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和独立策划人”。哪里能提供这样的宽松条件和充分的自由，我就会归属于哪里。我不会给它添麻烦，只是想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施展自己。

我认为知识不是私有的，当知识通过个人奉献给社会后它是共有的。我不想被一种本位格局所约束，我想把自己独特的观察继续以文字形式在报刊上发表。中国的电视空间很大，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等着我们去做，有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题材等着我去做。为什么还要当独立策划人呢？因为以后我还需要生存，我可以把自己的智谋通过“军转民”，用以帮助商战中的智者赢得成功。但我绝对不会把它当成唯一的乐趣。这大概也叫做“以商养文”吧。通过这种形式，实现自我，又挣点钱，倒过来，在比较安静的心态中搞文化建设，再上一个台阶。能不能做到，“就看老天爷的旨意了”。

江：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正像你的作品多是与重大历史关头、社会转型时期联系在一起，你个人的文化生命也充满了多重的压力和焦虑。这一两年，不少人说起你，俨然是你发了大财的口气，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王：我到山东拍《北方的躁动》，有人说我挣了几百万。后来，山东方面给我和我所在单位寄了一封感谢信，我没有让别人看到，扔到抽屉里就完了。如果别人看了，大概会不可思议——天下哪有这种傻蛋，不捞大钱在那儿待几个月干啥？殊不知金钱以外还有更吸引人的东西，我在山东几乎没有挣过什么钱，完全是靠一种追求。我拍《珠海——跨世纪的冲刺》，钱是挣给单位的，为了“赎身”。拍《南方的河》直到现在没有谈钱的问题。最后的酬劳，那是市委的问题。

我不是不能挣钱。正因为我不屑于钱，反过来决定我能挣钱。如果我整天钻在钱眼里，我不可能拍这几部片子出来的。如果是为了钱，如果你的思维坐标转到了钱上，那你整天考虑的就是克扣“军粮”、开源节流，片子就不可能做好。就像《南方的河》，如果你忙着到企业和广告公司拉赞助，那么就要为其服务。这片子怎么拍？如果谈钱，我们剪片子时昼夜不眠，该给几倍的钱呢？三倍？四倍？但是你能用钱买回他的创造欲望和献身精神吗？这些东西真是金钱买不到的。你看到他辛苦，花一两百块钱买一些营养品给他，他是看重这个钱吗？不是的，他只是感受到一种同志间的关怀。搞文化工程需要献身精神，只能洁身自爱。

但是话说回来，我今天挣到挣不到钱？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间。伴随你高文化品位、高智商的缜密策划成功出台，市场上自然会有你的价位。皇天不负有心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对这个集体是感到高兴和自豪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句话，军功章上每个人都有一半，片子出来是集体的财富、共同的财富。如果片子能打响，我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大家请功的，我相信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会通情达理地理解这一点的。如果连这么一些富有献身精神、搞好东西的人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那么也太不公平了，以后谁来干这种事情？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自尊心是非常强的。我同老板打交道，是靠自己的才能与之对接，我不想用身外之物与他交换，比如什么版面。包括在新华社这么多年，我都在有意识地淡化这种角色。当我发现别人更看重这个牌子而不是我个人时，会有意识地回避的。因此，当我准备离开这条船时，我的损失是最小的，因为我不靠救生圈，不靠舢板，我相信自己会游得很好的。

（原载于《粤港信息日报》一九九四年十月采访整理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