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非常特别。”
“为啥?”
“它就是……你相信我,我保准你一分钟后就会谢谢我。”
“究竟是什么啊?”
我告诉了他,他不肯相信,这种画从来没人画过,而且就算有人画,也不会出现在公共画廊里。但他还是过来了,而我怎么找,都无法再找到这幅画了。卡茨觉得是我狠狠地耍了他,我是存心想要浪费他的时间,还不让他喝完最后两盎司[12]可乐。因此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他都像吃了火药一样,一点就会着。
其实我们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茨都非常不开心,他觉得一切都在和他对着干。在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着走着,就有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你知道吧,”我走过一两个街区以后对他说,“有只鸟在你头上拉屎了。”
卡茨本能地用手去摸自己的脑袋,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嘟囔了一句“在这儿等着”,就身子僵硬地朝我们的旅馆走去。他有那么点抵触排泄物之类的东西,我曾看到他跑过得梅因的格林伍德公园,就像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呐喊》里的那个人物一样,就因为他不小心用手指触碰到了狗屎。等20分钟后再次出现时,他涂满了百露牌润肤液,闻起来香气扑鼻,头发也被他打理得油光发亮,十分像一个西班牙的三级舞男。好在他恢复如常了。“好了,我们走吧。”他说。
话音刚落,又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了,而且这一次,真的是飞天巨屎。我不想形容得太生动,或许你现在正在吃东西,但你只消想一下,一杯酸奶倒在头发上的情况,那你就差不多能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天哪,史蒂芬,这鸟拉肚子了。”我好心地说。
卡茨彻底无语了。他不发一言转身就走,直挺挺地奔回旅馆,也不管路人投来的目光。他去了将近一小时,等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穿了一件雨衣,还戴上了雨衣的帽子。“什么都别对我说。”他警告我,然后大步向前走去。从此之后,他就没看巴黎顺眼过。
既然卢浮宫里都是人,那我就去一个对我来说各方面都很新奇的地方,那就是奥赛博物馆。它坐落在塞纳河左岸,杜乐丽花园的对面。我16年前经过的时候,那里还是废弃的老奥赛火车站,但一些眼光独到的人决定把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这个点子实在是太棒了,不管是对建筑物本身还是对藏品,都是如此。我在那里愉快地逛了两小时,又去看了看卢浮宫那边的情况,依旧是令人绝望的人山人海。然后我就去了蓬皮杜艺术中心,我试着去喜欢它,但我根本做不到。我感觉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这个建筑本身有些风化和褪色,就像是一整个冬天都被遗留在那里的儿童玩具一样。我惊讶的点在于它从建成到现在才过了十几年,而法国政府为了修理和维护它已经花了7500万美元,我觉得这东西用塑胶就能做出来。而且它被建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环境里,有些超出大家的承受范围,如果它建在公园里面,那情况或许会不一样。
但我最不喜欢蓬皮杜这类建筑(巴黎已经被它们弄得喘不过气了)的一点是它们那副炫耀的样子。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曾经对世界宣告:“你看,我把所有的烟斗都叼在外面了,我是不是可爱得让人想亲一口?”如果说蓬皮杜真的有一些实用的功能,那我兴许还能原谅,但似乎没有人考虑过,蓬皮杜到底应该用来做什么?它其实应该用作集市或港口,因为它内部非常拥挤和混乱。它不像奥赛博物馆那样有空间感,有不错的光影以及静谧庄严的氛围,它就像是一家正在进行第一天大促销的百货商店。它没有歇脚的地方,没有醒目的标志,没有硕大的时钟,你根本就无法约人在这里碰面。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也没有变好的迹象。在一天中最好的时间里,圣马丁街上的那个主广场仍处于阴影之下。它被造在了一个斜坡上,所以显得很晦暗,总是湿漉漉的,而且也没有歇脚的地方。如果它们把斜坡改造成梯形剧场,人们就可以坐在台阶上,但现在这种设计,你一旦坐下,下一秒就会滑下去。
我对建筑上的标新立异并不反感,我就被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迷住了,我也很喜欢拉德芳斯区那些中间开着大洞的建筑物,但我就是讨厌那些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其他需要为城市生活负责任的人的可恶做派,他们似乎并不清楚城市是为谁打造的,他们不明白城市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在为了其他东西建造城市:为了汽车,为了商业发展,为了开发商,为了那些兜里有钱、目空一切、不肯脚踏实地考虑城市建设的人,偏偏人们需要的正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和工作。为什么我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就得穿过潮湿的地道,还要再走两截楼梯?为什么汽车比我们优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那么富有的同时又那么愚蠢?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诅咒——太多的金钱、太少的思考,而蓬皮杜就是在用它的塑胶庆祝这个可悲的事实。
有一天晚上,我走到了共和国广场,在一家叫作温度计的餐厅吃了一顿怀旧的晚餐。我曾经和妻子在马路对面的摩登宾馆里度蜜月(现在那里成了一家连锁假日酒店),那时我们就经常在这家餐厅吃晚饭,因为它很便宜,那会儿我们也没什么钱。
我把我所有的钱——18英镑——花在了结婚礼服上,那是一件很不错的翻领衣服,采用了1957年“城市之杯[13]”的尾鳍款式;还有一条裤子,宽宽地向外展开,宽到我走路的时候,你都看不到我的腿在动。我还向我的岳父借了12英镑,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这样他的女儿就不会在新婚第一个礼拜被活活饿死。
我本以为,“温度计”餐厅里会充满甜蜜的回忆,但我记不起任何事情了,只记得那里有个全巴黎最凶猛的厕所看门人,一个看上去像俄罗斯摔跤选手(当然是男摔跤选手)的女人,她坐在地下室的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一个粉红色的放满硬币的碟子,她会伸出头盯着你瞧,以防你把小便滴在瓷砖上或者是顺走几个厕所除臭球。当你发现有人正盯着你看,你会尿得非常困难,但你又害怕自己会因为肾脏负荷超时而产生功能障碍,会真的尿不出来。你也不能用德拉诺[14]清洗自己的整个身体系统。因此,我拉上裤链,很不舒服地回到了座位上。在回到宾馆之后,才尽情释放了积蓄于我体内的尼亚加拉瀑布。我很高兴地和你们说,那个厕所看门人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厕所看门人了,连厕所除臭球都没了。
过了两三天,我才注意到一个现象:巴黎人经过20年时光的洗礼,已经变得有礼貌了许多。虽然他们还是不会冲到你面前拥抱你,感激你为他们赢得了二战的最终胜利,但他们确实变得更有耐心,更懂得谦让了。出租车司机仍然很威猛,但除他们以外的其他人——营业员、服务员和警察——看起来都非常友善了。我甚至看到一个服务员微笑了一下,还有人竟然会在开门的时候为我停顿一下,而不是把门直接甩在我脸上。
我有点不大适应巴黎现在的样子。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我去了塞纳河附近散步。有穿着时髦的一家子人(两个成人和两个小孩)从我身边扫过,他们既没有被打乱步调,也没有暂停他们的谈笑风生,径直把我弹进了沟里,我本来可以拥抱一下他们的。
在离开巴黎的那天早晨,我艰难地穿过灰蒙蒙的雨来到里昂火车站,我需要在那里打一辆车去北站,然后坐火车去布鲁塞尔。因为下雨的缘故,没什么出租车,我只能站在那里等待。整整五分钟的时间里,都只有我一个人等在那里。渐渐地,其他人也来了,排在我后面。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停在了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我身后的17个成年男女竟然都相信他们比我更有资格抢在前面。一个穿着羊绒大衣的男人还把手搭在我身上,他看上去十分富有,受过良好教育。我叫苦不迭,用庞大的身躯死死挡住车门:“不要,不!”我迅速跳进车里,还要防备着那个推推搡搡的男人把他的领带夹进车门里,同时告诉出租车司机快把我送到北站去,让我逃离这里的深渊。那司机看着我,就像看一坨硕大的、奇形怪状的屎一样,然后他充满厌恶地叹息一声,发动了车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巴黎的某些情况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K&F,KummerlyandFreymaps的英文缩写。
[2]此处是德语拼写,意为:南斯拉夫1:1 000 000。
[3]此处是德语拼写,意为:黑森林1:250 000。
[4]英国电影演员,多演恐怖片,主演了1932年的电影《木乃伊》。——译者注
[5]德国重要文化符号之一,最初是富裕欧洲人的花园装饰物,据说可以辟邪求吉。曾一度因格调低被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禁止参加切尔西花展,直到2013年这个禁令才被解除。
[6]骰子装饰物,通常两颗一块挂在汽车后视镜上,据说二战时期曾给飞行员带来好运,英国人认为在汽车上悬挂模糊骰子是一种媚俗行为。
[7]英国的天气预报员,1987年10月,在他声称英国不会遭遇飓风的第二天,飓风席卷英国,整个伦敦陷入瘫痪。
[8]条纹海魂衫。
[9]英国小说作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畅销的作家之一。
[10]法国城市规划师,因主持了1853—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译者注
[11]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是作者比尔·布莱森的故乡。
[12]1盎司≈28。3克。(下文同)
[13]CoupedeVille,凯迪拉克1952年推出的新车型。——译者注
[14]Draino,一个厕所清洁剂品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