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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阿姆斯特丹（第2页）

我选了其中的一条队列开始等位，但是进展非常缓慢。我汗流浃背，饥肠辘辘，精疲力竭。我的脚都站得发麻了，我现在就想冲个澡，吃顿好的，再喝点啤酒。我全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大厅里几乎全是美国人。每个新来的游客都会接受有关住宿条件的一些询问，比方说卫浴设施、早餐、房间设施、公共设施、交通便利性和价格等。这些问题要花去非常多的时间，因为这牵涉到很多的组合，而且游客们总会咨询他们同伴的意见，这些同伴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都可以，但一落到实处，又觉得什么都不行。所以各种各样复杂的可能性，又会被重新讨论一遍，然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除了火车，我们能坐汽车去那里吗？旅馆旁边有素食餐厅吗？旅馆里有无烟室吗？车站能不能打到出租车？如果不能，我们该打哪个号码叫车？代夫特有自助洗衣店吗？最后一班火车是几点钟的？我的屁股这么大，又问了这么多脑残的问题，我是不是该被枪毙？问题就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了下去。

等到他们终于在住宿条件上达成共识，旅游事务局的人才能带着无限的耐心和并不高的期待值，替他们向偏远地区的旅馆打上二三十通电话，询问还有没有空房间。这时候绝大多数旅馆应该都已经懒得接电话了，更别提什么空房了。所以他们就只能重新展开讨论，看看更贵更偏僻的旅馆有没有空房间。这个过程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每次有人忍不下去离开队伍，使得队伍前进六英寸时，我都想要为他们鼓掌。

在这次排队中，唯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个队伍的女工作人员十分漂亮，她不仅长得好看，身材也十分棒；她扭着臀部走到壁橱前的身姿让我手心直冒汗；她聪明又体贴，耐心又善良；她那不错的荷兰口音把我的心肝儿都融化了；她处理旅客问题时非常专业优雅，游刃有余；她可以在法语、德语、荷兰语和英语中自由切换，在说任何一种语言的时候，她的口音都是极棒的。我迷上她了，我不否认这一点。站在队伍里，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中途撤退。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对她的一举一动赞叹不已——比如她把头发掖到耳朵背后的动作，比如她拿着铅笔和橡皮，一边打电话一边皱鼻子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工夫，我才总算排到她的面前，我强压住自己内心的呼唤：“我们能先上几次床，再结婚吗？”实际上，我只是呆呆地陶醉在她的美貌中，害羞地问她能不能在北半球给我找一家旅馆。很快地，她帮我在哈勒姆找到了一家合适的。

哈勒姆是个快活地儿。那些排在我前面的人一听要去住在阿姆斯特丹之外的地方就要昏倒了，但我还是很开心的。哈勒姆到阿姆斯特丹的距离只有20分钟的火车车程。这是一个颜值颇高的小城，城里有一座辉煌灿烂的大教堂和一个惬意舒适的教堂广场。这里有很多不错的餐馆，比阿姆斯特丹的便宜得多，也宽敞很多。我吃了一块热水瓶大小的牛排，在这个小城里来了一次悠然的散步，又带着敬仰之情久久站在教堂的阴影下。随后便回到旅馆，洗了个蒸汽浴，开开心心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我曾经十分钟爱在星期天的早晨漫步于城市街头，但现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街上到处都是星期六夜里留下的被压扁的啤酒罐子和人们吐出来的浮油，到处都塞满了垃圾。商店全部安上了铁栅栏和铁质百叶窗，这些东西让整个街道看起来十分危险，让人完全不敢接近。在欧洲的街道上装着这些冷冰冰的铁家伙，是多么荒谬啊!在一条叫作圣洁街道的十分安全的街道上，每家店都躲在了结结实实的铁栅栏后面，就算是荷兰航空办事处也是如此。真是的，荷兰航空办事处有什么可偷的？难道是橱窗里的飞机模型吗？

我向着花市、绅士运河、国王运河和王子运河走去，一切都在渐渐变好。我十分欢乐地在路上穿行，置身在成堆的落叶和垃圾之中，被四周那些又高又窄的居民楼和参天古树围绕。

阿姆斯特丹真是个漂亮的城市，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早晨，运河的边上还没什么人。一个男人坐在河岸旁晒太阳，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和一杯咖啡；另一个人握着酒瓶从某处回来；一对年轻的情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慢慢向前走着，享受着事后的温存；偶尔还会有不慌不忙的自行车手从街的这一头骑到另一头，给这清晨增添了几分活力。我在运河边逛了两小时，除了这几个人，谁也没见着。

我一次又一次地靠在小小拱桥的栏杆上，就为了多瞧几眼碧波**漾的河水。我正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直至一条观光船划过水面，我才如梦初醒。许多游客拿起相机一阵乱拍，真是大煞风景。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场小小的“垃圾节”派对，地上全是洗洁精瓶子、卷烟盒子以及数都数不清的麦当劳和汉堡王的纸盒，我重新记起了这个事实：阿姆斯特丹是个脏乱差的城市。整座城市到处都是狗屎、垃圾和涂鸦，这些涂鸦无孔不入——你能在公用电话机上、公园的长凳上、每栋建筑的墙上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甚至能把人行道上的大理石拱门涂得像国立博物馆的地下隧道一样。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涂鸦，何况它们还毫无品位可言，不过就是一群脑子只有小乳酪球那么大的人乱涂乱画引发的灾难。荷兰人总是会做一些十分无脑的事情。你或许不会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被抢劫，但如果你在市中心把车子停一个晚上，就很有可能会被人用起子在车身上划一圈，这真的让人很无语。

我20岁那会儿是很喜欢阿姆斯特丹的，而且是由衷地敬佩。我喜欢它的开放、包容以及它对性、毒品和那些你在20岁想而不得的种种事物的潇洒态度。但现在的我觉得它真的十分无聊。阿姆斯特丹人被他们包容的传统束缚住了，就像是一个忠心的臣子，不管这个国家有多么无可救药，他总是会保卫它一样，阿姆斯特丹也在保卫着这座城市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人对他们的这一传统沾沾自喜，因此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涂鸦、疲惫不堪的嬉皮士、遍地的垃圾和狗屎。也许是我完全误解了他们，没准他们就喜欢狗屎和垃圾呢？!我想一定是这样的，要不然，这些东西怎么会到处都是。

我会不时经过一些依靠木材支撑、亟须修缮的房子。阿姆斯特丹是在沼泽之上建成的，因此让那些建在运河边的房子不倒下去是一项永不止步的任务。我的一个荷兰同事的哥哥在运河边买过一个房子，他们一搬进去，就发现300年前打下的那些木头地桩早已腐烂，整个房子在摇摇晃晃中慢慢下沉，河水也就慢慢地渗透进来，没过多久就把地下室给淹没了。在已有的结构上面重新打桩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几乎花掉了这个房子两倍的价格才被弄好。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这哥们儿还因为要还债，只能穿开了口的袜子呢!

我想，这座城市的无数房子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荷兰人，他们让房子站在那儿不倒下去，还要把运河边作为居民区。而在英国，房子的底层很早就被烤肉铺子、银行和干洗店占据，他们的店面都安上了大型的落地玻璃窗，弄得好像有人想知道他们在里面干吗似的。

我始终搞不明白这一点。每当一家银行租到一所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房子之后，他们就会把原来房子底层的结构破坏掉，换上很多平板玻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的，银行在橱窗上根本放不了什么嘛。所以为了让玻璃橱窗发挥点作用，他们就放上了一些排成扇形的贷款宣传手册，这些手册会告诉你可以在这里借钱——上帝啊，要不是它们，我差点以为这个地方是卖香肠的呢——手册当中还会放一些经理老婆画的丑陋无比的水彩画。所以我对荷兰人十分钦佩，因为他们能完好地保存着老街道，并且坚持住在这些老房子里。

这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你会觉得那些偶然出现的灾难性建筑更让人难以忍受，当我走到城区主干道“水坝大道”尽头的时候，发现在原来由人字形板装饰的荷兰居民居住的地方，杵着一幢十分丑陋、毫无风格、又矮又胖的全新假日酒店。这让我停下来哭出了声。它是如此廉价，如此平平无奇——硬纸板盒的形状、空空的刺眼的窗户，人造雨篷和绿色的标志出现在入口处，墙上的挂壁式摄像头追踪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它就像是一个停机坪，没有任何一个人为它的存在花过一分心思。

我觉得这种建筑就算是用作机场的停机坪都够呛，更何况它位于一个欧洲大城市的市中心，被优雅的、充满贵族气息的房子所围绕。如果它的建筑师在这个城市走过一遭，那他是怎么容忍自己设计出这些垃圾玩意儿的？市政府怎么会通过他的设计？在这儿入住的人究竟是怎么说服自己睡在里面的？我惊讶地盯着过往的行人，像是在追问：“你们见到这个丑陋的东西了吗？”可他们全部驼着背匆匆经过，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我真的不懂这个世界啊!

夜晚来临。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我把衣领翻起，穿过漆黑的街道，来到红灯区。我眯着眼睛，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眼镜看着里面的打折商品。红灯区与过去相比，变化很大。1973年，这里最直接的招牌也不过是“性感舞台，热辣无限”，而现在一切都更加露骨了。商店的橱窗上摆放着一大堆假**、振动棒、皮鞭、情色录像带、印度神油、色情杂志和皮衣，还有你在一般的卡马特便利店里永远买不到的情趣用品。一个窗户里放着一个塑料做的女性**，做工非常细致，两片阴唇微微张开。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它看上去就像是用在人体解剖课上的模型，你甚至都能想象到学生看到它晕过去的情景。

那些色情杂志就更低俗了。它们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异性恋、同性恋、人兽恋、**、肥胖者**（感觉有点喜剧意味）等，其中一本杂志的封面上竟然是一个女人在给一匹马**，这匹马估计都无法在其他马的身上享受到这种服务。我震惊了，这还只是橱窗诶，谁知道柜台里都放了些什么东西!

那些妓女依旧站在那里，她们穿着亮晶晶的连体丝袜，面色泛红，冲着经过的我直抛媚眼（哇，她们喜欢我。我心里暗爽，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对每个人都那样）。在她们身后，我能看到她们的工作场所——一个个的白色小房子，看上去像是给肛肠科患者用的地方。20年前，这里的妓女都是荷兰人，她们友好又甜美，分外迷人。现在这里的大多数妓女是亚洲人或者非洲人，就算是在撒娇、亲吻，也是一副虚假的做派。

好几个街区的街上全是妓女，甚至连附近的巷子都挤满了。我压根不敢相信，在阿姆斯特丹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需要靠妓女来释放自己的欲望。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个早上，我去了国立博物馆。伦勃朗·凡·莱因的名画《夜巡》并不在馆内，因为前几天有个疯子用刀在它上面划拉了几下，然后他和这幅名画就被带到了各自的康复中心。这个博物馆很大，有250个展厅，里面装满了你绝对值得一看的各种艺术品。

参观完国立博物馆，我便去了王子运河边的安妮·弗兰克故居。里面都是人，我站在那儿动也动不了。二战时，曾有八个人在奥图·弗兰克先生香料店楼上的秘密公寓里躲了三年，现在有无数游客在藏着秘密入口的那个著名的书橱前停驻。令人悲伤的是，就在盟军即将解放之际，这八个人被人出卖，成为了俘虏。本来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能得救了，但他们之中的七个都死在了集中营，只有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活了下来。

安妮·弗兰克故居展现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是它好像忽视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许许多多像奥图一样的犹太人的荷兰人。奥图·弗兰克的秘书梅普·吉斯在受到最严格的食物配给限制时，除了保证她和丈夫能吃东西，还要给这八个人留下吃的。这真的是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这并不是一个特例，因为二战时期曾经有2000个荷兰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用他们的力量给犹太人提供庇护所，他们同样值得被世人铭记。

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都经历了些什么呢？他们一开始便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他们被禁止进入公园和咖啡馆，被禁止乘坐有轨电车，被禁止拥有汽车和自行车，甚至连使用儿童车都在禁止之列。就算做到这一步收手，也足以令德国人永远蒙羞。但事实上，更加过分的事也不胜枚举。故居里有很多图片展现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犹太人像牲口一样被赶上车，僵直的尸体堆成山，俘虏们如同行尸走肉。这些照片就算你看上1000次，它们对你造成的创伤都不会有丝毫的减损。

一张我从未见过的照片真的把我镇住了。这张照片很模糊，照片上一个德国士兵正举起枪，对准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她绝望又惊惶地在遍布尸体的战壕里向后退去。我一直盯着这张照片，根本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我试着想象，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情？

这恐怕并不是一张适合在此时观看的照片，毕竟我即将奔赴火车站，乘坐列车前往德国。

[1]澳大利亚在英语中，被称作“TheLandDownUnder”意为“在下面的国家”。——译者注

[2]南非共和国东部的历史地区，祖鲁族的主要居住地。

[3]凡·高的姓名是“VivanGogh”，破折号表示荷兰语中的一个喉音，由于作者不会发这个音，故用破折号代替。

[4]位于美国纽约东南部，在1892—1954年，是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