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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沿着湖畔走了很长一段路——道路宽阔空旷,两旁的树木枝繁叶茂——途中经过了老旧且大部分已被废弃的国际联盟大厦,一些男孩手里拿着石头,想要把它的窗户砸碎,但没几个成功。穿过静谧的波尔多植物园,我来到了宏伟的万国宫门前(据旅游手册上写,这儿的面积比凡尔赛宫还要大),它现在是联合国的所在地。我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考虑要不要花几个法郎买票进去,跟着导游看看。你们是不是为我没有进去而高兴呢?是的,我没有进去。
因为地图标明前面还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这个听起来更加吸引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这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地方,希望这种说法对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人类苦难的博物馆来说不是那么不合时宜。我觉得这个博物馆花了很多心思,他们自信并成功地使用了多媒体设备,我相信行业里都是这么说的。虽然干货内容不多,大部分是在简单快速地介绍故事,但想想他们要给每段文字配上四种语言,而且为了不给年轻访客留下阴影,还不能用太多的图片来具体展现人类的苦难和暴行,所以干货少也能理解。
显然,特定的政治考量也在影响着这个组织。其中有个展品是一个牢房的复制品,它的面积不比一个橱柜大。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它的时候,里面有17个囚犯,他们生活在难以言说的痛苦之下,甚至没法躺下睡觉,而之所以会遭受这么非人的折磨,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当时的统治者相左。但是这个牢房的原型在哪个国家却没有被提及。一开始我觉得这太过小心和胆怯,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是必要且审慎的。如果指出这个国家的名字,势必会让红十字会在那个国家的运作受到阻碍。最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曾经犯下暴行。
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便在城里闲逛。逛了百货商场,摸了摸橱窗里的商品(这快把瑞士的售货员逼疯了),在城中唯一吃得起饭的地方(麦当劳)吃了晚饭。我参观了大教堂,游览了老城区,还在古董店的橱窗前盯了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卖的都是那种过分装饰的物品,怎么说呢,就是在《美丽家居》[10]杂志报道中,介绍巴瑞·曼尼洛[11]的马里布大庄园时会出现的物什——与真老虎等比例的瓷老虎、能把一个孩子放进去的东方花瓶、超大号路易十四风格的书桌和每一个转角及裂缝都镶了金的闪亮的餐具柜。
晚上,我费了很多工夫,总算把最后一件干净衬衫上的洛迦诺无花果泥污渍擦掉,之后就去街角的一个潜水酒吧喝酒了。我在那里仿佛等了几个星期,才有人过来为我服务。而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又感受到了巨额账单和少得可怜的啤酒之间的巨大鸿沟,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拒绝了日内瓦唯一一个妓女的建议(“谢谢,但我刚刚已经被酒吧老板睡过了”),去了街上另一家有些简陋的酒吧,遭遇和第一家相同,我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旅馆。
我走进浴室,想看看衬衫干了没,但我备感失望地发现,那淡紫色的无花果泥污渍如同隐形墨水一样重新显现。我把衬衫扔进垃圾桶,回到卧室打开电视,一头栽到**,看起了一部1954年的电影——《硫黄岛浴血战》,这部电影的特点是约翰·韦恩一边杀日本人,一边模仿别人的声音讲法语,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他还有这种表演技能。
我躺着看这部我只听得懂“你好”“多谢”和“啊啊啊”(这是日本人被约翰用刺刀戳破肚皮时的惨叫)的电影,突然意识到,这部电影已经无聊到会给人带来脑损伤——这才是有趣的地方——我可能和其他瑞士人一样体会到了这所谓的快乐。
我坐了早班火车去伯尔尼,向东开了两小时才到。伯尔尼让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它典雅又美丽,随处可见生机勃勃的咖啡馆和年轻人。我在火车站的游客办事处挑了张城市地图,在它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克鲁兹旅馆,并在那里住下。我把包往房间里一放,便立刻转身出门。我不仅希望能好好看看这个城市,还为自己产生这种渴望的心情而感到高兴。我有些害怕在日内瓦的经历可能会让自己对于旅游的热情慢慢流失,从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只会随便逛逛博物馆,走走鹅卵石路。但幸好,我重拾了对旅游的热爱,仿佛我刚刚被注射了一剂维生素。
伯尔尼建于阿勒河宽阔河床之上的峭壁中,你从桥上或一些有视觉优势的位置向远处眺望时,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致。尤其是老城区附近——一堆橘色瓦片覆盖的屋顶中,几座教堂的尖塔和看起来像是变种的布谷鸟自鸣钟的塔楼穿插其中。大部分街道呈现的是我从未见过的拱廊样式:底下的楼层向后缩,上面的楼层则在其上凸了出来。它们的重量是由一道厚厚的弓形扶壁支撑,使得人行道上还有一条有顶的过道。街道两旁的商店比日内瓦的更多样、更有趣、更具经典感。这儿有许多卖古本的书店和艺术画廊,还有专卖上发条的玩具、钟表、双筒望远镜和伊特鲁里亚陶器的古董店。
从文化的角度讲,伯尔尼位于瑞士的法语区和德语区的分界线上,所以它结合了两种语言的文化特点。比如说,服务生会用德语欢迎你,用法语和你说“谢谢”。从建筑的角度讲,它是典型的“瑞士—德国”式的风格,到处是用砂石制成的足以抵挡1000次地震的建筑(虽然说并不坏)。伯尔尼有种乡下繁忙市集小镇的氛围,你绝对猜不到这儿是一个国家的首都。部分原因是瑞士奇怪的政治特点:瑞士的州政府和全民公决掌握了太多的权力,所以它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设立一个首相,总统也不过是一个徒具虚名、空有其表而且年年都要换的职位罢了。要不是需要有人去机场迎接外国政要,瑞士人都不觉得有必要存在一个总统。联邦大厦,也就是国会,看起来就像是乡下的一个市政厅。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地方——甚至是在附近街道上的酒吧里——会让你感受到你正身处一堆官员和政治家之中。
我在老城区逛了一天半,然后穿过高桥,前往阿勒河对岸那更具现代性但依旧美丽的住宅区。这是一个闲庭信步的极好去处。这里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工业,没有无聊的办公园区,只有无穷无尽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满是漂亮的房子和小巧的公园。
我只准备看两个旅游景点,但最后两个地方都没去。我穿过高高的尼德洛拱桥,去看著名的“熊穴”——这个城市的名字源于德文的“熊”,所以他们喜欢养几只熊作为吉祥物——但是熊穴空空如也,一只熊都没有。那儿也没有任何标牌可以解释,为什么带小孩来看熊的当地人到这儿后,也会和我一样感到惊讶和云里雾里。
我也想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物馆看看,它就在克拉姆街上,这条街也是伯尔尼几个主要的拱廊街道之一。我沿着这条街上上下下走了12趟,才找到这个博物馆的入口。它很低调,位于一家餐馆和一家女装店之间,门被锁了——门上堆满了灰尘,好像已经几周没有对外开放了,或许也可能是几年——也没人来应铃。尽管据旅游手册上的说法,它应该是对外开放的。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在这里没有找到任何表明爱因斯坦曾在这儿居住过的迹象:没有公园或广场建造他的雕像,没有街道为表尊敬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明信片上都没有印上他亲切的笑容。这里的墙上也没有一块牌匾告诉世人:1905年,当爱因斯坦还是瑞士专利局一个籍籍无名的职员时,他正是在这里创作出了改变物理学面貌的四篇论文——布朗运动理论、相对论、光电效应和能量守恒。我对这些理论一无所知,当然我的科学水平确实很烂:我都不明白电为什么不会从插座里漏出来——但我还是很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
傍晚我吃了一顿好的,这可能是一个游客在瑞士唯一能够追求的东西了。然后在漆黑的街道上散了很久的步,顺便去空****的广场转了转。当我沿着主要的步行街——马克路步行街走回市中心时,我发现所有的酒吧竟然都准备关门了。服务生们正在把椅子和桌子收回店里,灯光也逐渐暗了下去。现在才是晚上9点20分,你不禁会想:伯尔尼的夜生活多么让人“兴奋”啊!
我十分沮丧,便四处溜达,终于在几个街区外的科奇路上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吧,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里面人很多,烟雾缭绕,但还蛮温馨的。就在我拿着一大杯金黄色火绒草啤酒、读着最后几章《黑死病》时,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你还记不记得那次布莱恩·布洛克豪斯吃了瘪,疯了似的拿了把乌兹枪把西古拉贡工人俱乐部扫射了一番?”
我转过身去,发现正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坐我旁边的两个神经病,他们坐在儿童座位上喝啤酒呢。“嘿,你们最近怎么样?”我不由自主地问了句。
他们看着我,仿佛觉得我有潜在的神经病倾向。“我们认识你吗,兄弟?”其中一个说道。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这两人在此前的生命中都没见过我。“你们是澳大利亚人吧?”我不知所云地来了一句。
“是啊,所以呢?”
“我是美国人,”我顿了顿,“但我现在住在英国。”
空气突然安静。“哇哦,那很不错。”其中一个澳大利亚人略带讥讽地回答了我,然后转头和他的同伴说,“你还记得‘臭嘴奥勒瑞’上次用一把大砍刀砍掉了女服务生的前臂,就因为他看到啤酒里有只苍蝇吗?”
我觉得我真是蠢爆了,这当然是对此时此刻的我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他们的侏儒身高和畸形心理更在无形中加深了我的羞辱感。我转身继续喝着啤酒,看着书,耳垂由微热逐渐变得发烫。我试图从布里斯托尔[12]穷苦百姓的困境中找点安慰,以缓解心情。“在1349年,大瘟疫肆虐了整座城市,幸存者屈指可数,能埋葬死者的人都找不到几个。街道上的杂草已经长得和牛犊一样高了。”
过了一会儿,在另两杯啤酒和英国西部各郡12万死难者的帮助下,尴尬得以缓解,我感觉好多了。正如他们说的,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痕。当然,如果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腹股沟上有淋巴肿块的话,最好也去看一下医生吧。
[1]由拉丁语演变而来,是瑞士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2]沸水煮金枪鱼眼。——译者注
[3]英国老牌超市。——译者注
[4]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位于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国家。
[5]20世纪80年代驰骋华尔街的“垃圾债券”大王。——译者注
[6]华尔街著名的“套利王”,1986年因参与交易而获罪。——译者注
[7]卢旺达共和国,非洲中东部的一个国家。
[8]纳粹分子,德国《明镜》周刊评价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译者注
[9]9月29日,英国的四大结账日之一。——译者注
[10]美国一个针对室内设计师和个人的家装杂志。
[11]美国创作歌手、音乐家、编曲家、唱片制作人、指挥家。
[12]英国英格兰西南区域的城市,中世纪的黑死病由此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