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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奥地利（第1页）

第十九章奥地利

在穿过因斯布鲁克火车站的时候，我内心升腾起了一股奇怪的熟悉感，这是一种介乎似曾相识与真实记忆之间的感觉。我已经18年没来因斯布鲁克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没怎么想到过它。不过再次置身此处时，你会觉得这18年的光阴其实不过是隔了一两天，这里什么都没变。火车站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车站里的小卖部也还在原来的地方，还在卖加饺子的菜炖牛肉，我三天里吃了它四次，因为它是这个城市里最便宜、最能足量供应的食物。饺子和炮弹一样大，馅料也和炮弹里的填充物一样满满的，味道也和炮弹差不多。

我在城中心一家叫金克朗的小旅馆住下，在下午剩下的时光里，我都穿梭在被斜阳笼罩的城市中，整座城市在阳光的沐浴下泛出了金色。因斯布鲁克果然是一个理想的小城，充斥着巴洛克式的坚固建筑和球根状塔尖的屋顶风景。这些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全无露天博物馆的那种被经营管理过的痕迹，整体环境看上去几近完美。在每一条街的尽头，你都能看见远处被白雪覆盖的高耸山脉，在晴空之下尽显壮观。

我沿着河边旅馆的人工小路散步——小河水流迅疾、河水如抛光的玻璃般清澈，穿过一个叫霍夫加登的小公园，来到了一条住宅大道：这条街很长，路也很直，十分阴凉，街道两旁排列着三层楼高的坚固房子，屋顶很高，直插树顶。它们中很多——对一个小城来说实在太多了——都是诊所，墙壁和大门上还贴着闪亮的铜质铭牌，上面写着“G。穆思特医生牙科诊所”或者“罗伯特·斯鲁吉尔医生美容外科”之类的东西，就是那种你会被要求（无论你有没有抱怨）脱掉衣服，爬到桌子上，把脚放在镫形物里的地方。除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的有轨电车时不时经过，这里万籁俱寂。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我在青少年时期看的一部迪士尼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对欧洲产生了一个具体生动的印象，我记得这部电影叫作《天使的烦恼》。整部电影在我看来都透露着一丝无望的感伤，虽然情节纯属虚构——它讲了一个关于一群粉嫩嫩、鬼灵精怪，又有着天籁之声的小男孩是如何加入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故事。我很爱这部电影，所以我也陷入了一种无望的感伤中，但是，在我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却是影片背景里的欧洲风情：铺满鹅卵石的街道、迷你汽车和门上铃铛作响的街角商店，每个男孩都住在舒适自在的家庭公寓里。和我所处的井然有序的现代世界相比，它们看起来是如此迷人，并且极具复古气息。此外，这部电影还让我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奥地利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欧洲。置身此地，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长期以来，当然更准确地说是这次旅途以来，我明显地体会到“我竟然在这里”的奇妙感，我在这些街上，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时刻。我现在在欧洲了，这是个意味深长到有些奇怪的想法。

*　*　*

我沿着城市的主干道——玛丽亚·特蕾西亚大街回到旅馆。整条大街都很不错，值得好好漫步一番，只要你没有将目光停留在展示紧身连衣裙、皮短裤、带白蜡盖子的啤酒、插着羽毛的尖礼帽、旱烟袋和手工雕刻的宗教古玩的商店橱窗上。你可不要认为世界上的任何小地方都能够像蒂罗尔[1]，会搭理那些庸俗的纪念品收藏者。但目前所处的情势让我感到有些失望，我此时就身处一个喜欢这类东西的国家中。

这就是奥地利非常不好的一面，这里的人在保护传统的同时也将传统深深地放到了心上。没有人会像奥地利人一样死死抓去过去的荣光不放，而且这些过往的荣光里包含了一段在历史上并不愉快的插曲。这还不是奥地利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奥地利人的臭脾气可谓是“声名远扬”，当年我和卡茨搭便车穿越奥地利的时候，结识了两个年纪相仿的德国男生——托马斯和格哈德，他们也想搭车从德国前往印度，寻求心灵的安宁和不错的毒品。我们在位于萨尔茨堡和克拉根福之间的阿尔卑斯山隘安营扎寨，到了晚上，我们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庄。一个完美的酒馆映入我们的眼帘，酒馆里贴满了黑色的装饰嵌板，一条小狗在火炉旁睡着，一个红脸的农民顾客摇晃着啤酒杯，我们蘸着芥末吃烤肉，大口大口喝啤酒，几乎称得上是一场欢宴了。

我记得我在那里坐到了深夜，兴高采烈地喝着酒，思忖着这个地方真不错，一切都棒极了，奥地利人是多么热情好客——他们对我们报以温暖的微笑，还时不时地举起酒杯向我们敬酒。这个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却身子前倚，提醒我们：“你们现在有危险。”看起来这些奥地利人是在调戏我们。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当中的两个人是听得懂他们说话的，他们说话毫无顾忌，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地主、地主的妻子、整个操蛋的村庄，都想把我们推回去，根据格哈德的翻译是：“先给我们剃个头，然后把我们插到干草叉上去。”

一阵大笑传遍整个房间，格哈德对我们露出了一丝微笑：“他们说应该让我们吃马粪。”

“哦，真棒。”卡茨说，“这次旅行我还没吃过马粪呢。”

我的头像潜望镜一样转来转去，本来很友善的笑容此刻已经变成了魔鬼般的奸笑，一个在我对面的男人再次向我敬酒，冲我眨了眨眼说：希望你会喜欢马粪，孩子。

我转向格哈德：“我们应该报警吗？”

“我觉得站在那儿的那个男人就是警察。”

“哦，真棒。”卡茨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悄悄溜到门口，然后跑掉，像——怎么说来着——像打快板一样。”

我们站起身，留下未喝光的啤酒，假装随意地走到门口，还一路和即将对我们下毒手的袭击者点头致意，然后撒丫子就跑。我们听到了新一轮的笑声从酒馆里面传出来，感觉要把屋顶掀翻。但没人追出来，也没人让我们的齿间留下被压得扁扁的柔软的马粪——谢谢你，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这种可怕的事总算只是停留在了想象里。

我们把睡袋放在群星之下露水点点的草地上，起伏的山峰后面是有些暗淡的天空，空气中飘满了刚割完的干草的气息。我自顾自地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就是奥地利的问题!”托马斯突然热情地说道，我很少听他这样说话，“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但里面全是操蛋的奥地利人。”

第二天我来到了萨尔茨堡。我发现我很难对它产生暖意，这点我倒是蛮惊讶的，因为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温柔而朦胧的回忆。这里到处是游客，更坏的是，所有店铺都贩卖只有游客才会想买的东西：屎一样的蒂罗尔纪念品、屎一样的阿尔卑斯纪念品，当然里面最像一坨屎的还是莫扎特纪念品——莫扎特巧克力、莫扎特杏仁黑白软糖、莫扎特半身像、莫扎特纸牌、莫扎特烟灰缸、莫扎特利口酒。建筑和道路到处都在施工，弄得整个城市尘土飞扬，十分喧闹。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走在木板上，跨越着一道道临时修建的沟渠。

这个老城的街道，全部挤在位于萨尔茨河和门希斯伯格山脉陡峭山崖之间的狭小地带上，有一股毋庸置疑的优雅和迷人，但是又有些过分矫情。沿着格拉特大街——莫扎特的出生地，每一个商店都在门上挂着蝴蝶脆饼[2]的标志，包括“上帝助我”和当地的麦当劳店（只不过它的标志里嵌进了一个金色的“M”），仿佛它们自中世纪以来就在卖汉堡了。我双膝跪地，让可怜的头颅不停地敲击鹅卵石地面，以此表达我的敬意。

我这样做，全是出于对欧洲麦当劳的敬意，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们应该也不能忘记，任何一家选择蠢得要死的小丑——罗纳德·麦克唐纳作为官方形象的公司，都不会在公关形象的问题上得到好评。

麦当劳的员工需要指导。他们需要知道欧洲不是迪士尼，需要知道怎样在街边找一个合适的商用房，并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做出合理的店面设计，既易被识别，又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它的功用，并且还要克制一些，不能太突兀。它看起来应该像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小餐馆，可能还带有红色的小窗帘和装饰鱼缸，除了每扇窗户上的小小的麦当劳标志和在门口进进出出的顾客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在外面就发现这是一家麦当劳。既然已经这样了，那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不能强迫顾客用他们自己的泡沫纸盒子和废纸。最后，他们还要承诺一定会把罗纳德给做掉。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麦当劳才能被准许在欧洲开店。

对这么一个以美丽为豪的城市而言，萨尔茨堡的主广场莫扎特广场实在是丑到爆炸，它只不过就是一块大一些的沥青地，和乐购汽车公园有一拼。公园里有一个很脏的伟人雕像，还有一些坏掉的长椅，到处都是一群群吵闹的13岁的意大利小孩，你能在他们身上看到青春期荷尔蒙分泌失衡带来的危害。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

这可着实惊着我了，我印象当中的萨尔茨堡可是个漂亮的地方啊!我们正是在萨尔茨堡遇见了德国朋友格哈德和托马斯，就在莫扎特广场边上的一个酒吧里。我为有人能够帮我稀释掉和卡茨相伴的折磨而感到兴奋不已，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热情给我关于萨尔茨堡这座城市的记忆涂抹上了缤纷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老城里，我找不到任何除了售卖垃圾纪念品的商店和毫无当地特色的餐馆与酒吧之外的东西。这些地方的魅力值和本土气息，在我看来和卡纳比街[3]上的必胜客没什么两样。

当我穿河而过，来到更加现代的河右岸，我发现我对萨尔茨堡多了一点点的喜欢。高大的房屋林立在幽长的街道两旁，俯瞰着萨尔茨河。从这里看过去，对岸老城区的风光十分旖旎：复古的屋顶、大教堂的三层螺旋拱顶和背靠一座矮山的面积广大、庄严肃穆的霍恩萨尔茨堡。新城区的商业街比它们对岸的老城区更有趣，更能吸引人，当然也更真实。我在林泽街上的一家糕点店里买了杯咖啡喝，每一个进店的顾客都会听到这家店的每个店员发自内心地说出“你好!”这就像大人物进来收到的欢呼声一样，只不过这里的店员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其中也包括我，这让我很受用。随后，我吃了顿不错的晚饭，喝了几杯啤酒，在夜间沿着萨尔茨河散步良久。我觉得萨尔茨堡也没有那么坏嘛!但是这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看到的萨尔茨堡。

维也纳在萨尔茨堡以东不到200英里的地方，但我却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才到那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欧洲火车有一个旷日持久的神话——欧洲火车迅捷、稳当，让人梦寐以求。但实际上，欧洲的火车慢得要死，而且大部分的火车还在过时地把一个车厢隔成了几个小隔间。我以前觉得这样蛮亲切有趣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花了七个小时坐在候诊室里等待一个医生，但他永远都不会来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被迫要和陌生人发生非常尴尬的接触，我一直都不习惯这一点。如果你要做点什么事情——从口袋里拿点东西、打个哈欠或是翻翻背包——每个人都会来看你在搞些什么。这里没有隐私的空间，就像是置身于一个长途旅行列车的隔间里，脑海里充斥着各种难以忍受的人体毛病——将放未放最终还是放了的臭屁、夹在你股沟里的3码半的短裤和不知怎么就钻进左鼻孔深处的爆米花碎屑。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解决的就是爆米花碎屑，它把我的鼻孔弄得奇痒无比。我想把手指戳到鼻孔里去，直到看起来像是要把手指从鼻孔里直戳头顶，但实际上我就像一个没有手的人一样，根本搞不定它。

你甚至还得小心你自己头脑里的想法。不知道为何，我只能解释为我太在意身体方面的一些小毛病，我想起了和我一起在《泰晤士报》商业版工作过的助理编辑。我叫他爱德华，因为这就是他的名字。爱德华是个疯子，在那段繁荣的前默多克时代，这一点非但不会带来失业的困扰，反倒是一个在职场中不断晋升的优势。他有一大堆引人注目的特质，不过我记得尤为清楚的一件事发生在深夜，那会儿正是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关闭之后我们无事可做的时候，他把六枚回形针夹在一起掏耳朵。我要说的可不是回形针给他耳朵造成的那些纤弱的小刮痕哦，他会把回形针塞进耳朵深处，然后把它们夹在两指之间旋转，好像是在调整收音机的频道一样。这看起来极度痛苦，但爱德华好像从中收获到了无穷的快乐。有时他还会把眼皮翻到头顶，发出入迷的咯咯轻笑。我猜他应该是以为没人会看他，但其实我们都看呆了。有一次，回形针在他耳朵里越戳越深，感觉他的耳膜都快被戳穿了，编辑部主任约翰·普莱斯叫了出来：“爱德华，需要帮忙不？我感觉我们能从另一边把这些回形针拉出来。”

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火车正咔嚓咔嚓地穿越奥地利无尽的乡间地带，我忍不住大笑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疯笑把我自己和三个同行者都吓了一跳。我用手盖住嘴巴，但是更厉害的笑声——十分尴尬又无助——从我的指间倾泻而出。其他乘客纷纷看向我，就好像我刚刚吐了自己一身一样。我望向窗外，全神贯注地盯了20分钟后，才控制住自己，并且重新去关注鼻孔里的爆米花碎屑给我带来的痛苦了。

在偌大的维也纳中央车站，我付钱让人给我找了一个旅馆，然后沿着又长又丑的玛丽亚菲大街，步行前往市中心，同时疑惑我是不是对维也纳的荣耀产生了什么误解。我走了一英里半的路，从中央车站到环城大道，街道两旁全是破旧的折扣店——就是那种直接把商品从纸盒子里拿出来，然后卖给顾客的那种店——以及和它相配的顾客。这实在是糟糕透了!不过在霍夫堡宫附近，我进入了环城大道较为迷人的那一圈路，就像是太阳终于露出了自己藏在云后的身影，一切都如此可爱、如此美好。

我住的旅馆叫作汪德尔，它不算特别迷人，也不够亲切。但是价格便宜，十分安静，最主要的是，它几乎精准地坐落于维也纳的几何中心，而且它就在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肖腾克许教堂的后面，离格拉本大道才半个街区的距离。格拉本大道是位于维也纳中心地带的两条主要商业步行街之一，另外一条是在教堂广场与格拉本大道巧妙汇合的卡特那大街。它们为维也纳创造了全欧洲最好的步行街。哥本哈根的斯托罗里耶大街或许稍微长些，或许其他哪条步行街有更多有趣的建筑，或许有的步行街更加优雅，但没有一条街能同时具备以上所有优点。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一定会喜欢维也纳。

我首先去了圣·斯蒂芬主教座堂，它很壮观，外观极具哥特风格，但是里面却是毫无生气，十分诡异，让人直打冷战，而且似乎备受冷落。教堂里的铜制品都很无聊，而且没有抛过光，里面的座位也已经被坐烂，大理石看起来死气沉沉，仿佛它所有的自然光泽早就已经被吸光了。当我走回教堂外的时候，顿觉如释重负。

我走到附近的一家糕点店，要了杯咖啡和一个热量高达1。5万卡路里的蛋糕，计划着“攻陷”这个城市。我带来一份《维也纳观察旅行指南》，其中包含以下建议：“在维也纳，一次最好只逛一个博物馆。”好的，谢谢你，我心想。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一次逛两个博物馆，这下我才总算弄明白为什么我之前参观博物馆时一直情绪低落了。

我决定先从美术史博物馆开始，博物馆本身十分惊人，占地面积很大，而且遍布名画。博物馆里有一个不错的游览系统，每一个展厅里都有一个支架，上面放着一些卡片，卡片上会用四种语言详述每一幅画的历史由来。你可以拿着一张卡片在展厅闲逛，等读完上面的文字信息后，再把它放回支架上，然后到下一个展厅去看，而在那里，你又能拿到新的卡片。我觉得这个做法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