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列覆盖着旗帜的担架,从三架“支奴干”的后舱门缓缓走出。
人群的寂静比刚才的欢呼更加彻底——那是一种被沉重现实击穿的、近乎真空的沉默。
所有表情凝固在脸上,震惊与沉痛在无声中蔓延。
周围只有螺旋桨减速的呼啸声,和靴子踏上混凝土地面时发出的、空洞的回响。
当陈时安和霍尔特抬着鲍比的遗体踏上跑道地面向前移动时。
每一步,都像踩在所有人的心脏上。
人群自动分开,让出一条通路。
士兵们立正,摘下了头盔。
地勤人员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医护人员推着空置的轮床,却没有人上前——这一刻,任何器械都显得多余而冒犯。
只有沉默,只有注视,只有那列缓慢移动的、覆盖着国旗的担架队伍。
陈时安的目光首视前方,没有看两侧的人群。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耗尽一切后的苍白和肃穆。
当担架队伍经过人群时,一名年轻的空军地勤突然抬起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很快,跑道两侧的所有军人,无论军种、无论军衔,全部举起了右手。
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深深的震撼,和一种沉重的哀荣。
对于这些远离故土、在异乡泥沼与丛林中日夜奋战的军人们而言,陈时安在绝境中的拒绝与幸存,早己超越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历险记。
他成了某种可触摸的象征——一个证明了坚持、牺牲与“不抛弃”并非空洞口号的血肉证据。
他的归来,仿佛也带着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胜利与归家那份最朴素渴望的一丝回响。
覆盖着国旗的担架被一一抬上那几辆橄榄绿色的专用卡车。
车门沉重地合拢,发出闷响,隔绝了视线。
卡车缓缓启动,没有鸣笛,没有闪烁的警示灯,只是平稳地驶向基地深处某个被谨慎隔开的区域。
那里有冰冷的存储设施,有负责登记、清洁、整理的专职人员,以及……最终将执行火化的焚化炉。
他们将化为轻烟,盛入骨灰盒,贴上姓名牌,盖上星条旗,踏上返回大洋彼岸的最后旅程。
这个过程将冷静、专业、不掺杂多余情感,符合一切军事后勤规程。
但在此刻,在跑道刺眼的灯光下,在无数双敬礼的目光注视中,他们首先是被战友抬下飞机的兄弟,是盖着国旗回家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