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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知的前总统（第2页）

迄今为止，只有他能做到如此完美。但胡佛回避各种荣誉。可是，在十多个国家里，那些感激的人民却自发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广场，为他竖立雕像。来自大人物或小百姓签名的感谢信，潮水般向他涌来——总共有将近四百万人的签名。

对于胡佛的朋友们来说，他早在成为总统之前就是“首领”了。他的朋友起码数百人，学者、记者、商人、外交家……但他从未建起一台个人的政治机器，他亲密的朋友也很少是政治家。他们形成了一种宽松的兄弟情谊——由于他们对胡佛的极度忠诚，他们彼此也是忠诚的。

赫伯特·胡佛最终是带着雄心勃勃的社会改良计划担任总统职务的。白宫关于儿童健康和保护、关于住宅建筑和住房供应的一系列会议、总统关于社会趋势的调查委员会、他对美国生活各部门改革的具体建议，都带有很容易被某项偶发事件或方案挫败的痕迹。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总统任期。最具悲剧性的，莫过于从11月选举开始到罗斯福次年3月就职之间的最后四个月。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必须先回顾到1932年，当时萧条已经得到抑制，经济开始渐渐恢复。“1932年下半年开始的好转是不容置疑的，”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在1934年6月16日的社论里写道，“但这种被明显恢复的信心，却在1933年2月被突然逆转，也同样是事实。”这种新信心被选举的结果所湮没。商业瘫痪、银行提款火箭式上升，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胡佛已避开了三年的恐慌又“行将发生了”。

由胡佛败选触发的衰落达到了恐慌程度，他的继任者接任时银行甚至停止营业。无论人们对之前几年作何评价，终究，这种垮台不是与即将离任的政府，而是与即将继任的政府有更大关系。因此，全部的责任也都由神话制造者推卸到胡佛身上。胡佛成了每一种新麻烦的替罪羊，显著例子是由不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在1932年7月举行的著名的出征奖金[310]游行提供的——如今的民间版本坚决认定是胡佛的联邦“武装警察”射杀了老兵。

然而这里面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这种说辞也依然可从敌对势力对胡佛的攻击中找到。在地方警察和暴乱者之间的冲突中，两名老兵被杀死，数人受伤，随后美国军队才赶到现场。事实上，正因为这样才唤来军队。这里引用当时的国防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给我的一封来信——“美国军队到来之后，没有人放一枪，也没有人受重伤。法律和秩序在华盛顿恢复了。”

好在命运对我们的第三十一任总统是慷慨的，因为让他足够长寿，能看到自己重新得到公众欢心的时刻。尽管如此，他依然是那位“未知的前总统”。他个性的许多方面仍然向公众隐瞒着。譬如，人们通常并不知道，胡佛对研究和知识的爱好，跟他对钓鱼的爱好一样强烈，可人们对他爱好钓鱼说得太多。他在1909年出版的《采矿原理》一书，曾经位列该领域文献中很高的位置。在中国管理庞大资产的同时，他还曾抽空撰写过有关中国数学的论文。五年来，他和胡佛夫人一直在翻译追溯到1556年的阿格里科拉[311]的《金属学》。好几代的拉丁语学者们都未能把这一经典著作翻译成英语，因为他们缺乏技术知识，胡佛夫妇做到了。

关于战争、革命与和平的宏伟的胡佛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骄傲——也是他喜欢精确知识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胡佛在大量的劳动当中，开始搜集极其重要的战争文件，否则后世便失传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坚持搜集。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无价记载——三大卡车资料是在列宁的帮助下运走的——存放在帕洛阿尔托，连同一起的还有诸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参谋部档案、关于地下抵抗运动记录的资料、被镇压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有用的档案等等非常宝贵的发现。

有的人秘密地实行犯罪，但是胡佛却将这个传统颠倒过来。他是少数几个秘密地实行美德的人。他竭尽全力地隐瞒他的善行，尤其向那些通过这些善行受益的人隐瞒。他会为贫穷的个人匿名争取一份工作、一项贷款或一些别的帮助。若有的话，也只是数年之后，他们才发现究竟是谁在支持这件事。

同时，胡佛个性的特点，是他对儿童的无限关心。他的每个合伙人迟早都会对此这样议论。其中两位合伙人吐露他们曾见过“老大”流泪。尽管事情已相隔二十多年了，但他们却都谈到胡佛对儿童的苦难遭遇极其敏感。

第一件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儿童饥荒救济运动正在进行中，大约三十名顽童拜访了胡佛。每个人温热的、不太干净的手心里都紧紧抓着一把美分：他们要为基金捐款。胡佛开始与他们攀谈起来，但他眼里突然充满泪水，赶紧走开去掩饰自己的眼泪。第二件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纽约的套房里——提供信息的人当时在场，一位来访者正在详细描述受纳粹控制的国家里，幼小儿童所受的煎熬。胡佛突然走向窗口，背朝着房间。他的肩膀因呜咽而开始颤动时，其他人尴尬地把脸掉转了过去。

从童年时代开始，在胡佛的生活中，工作一直比玩耍多，多到无法比拟。而他最喜爱的娱乐，也不过是和一些要好的朋友钓鱼或野营而已。他的工作能力和体力是传奇式的。在白宫的关键时期，他的大多数职员在胡佛的饮食起居制度下身体简直都垮了——典型的一天从早晨六点开始，直到将近半夜才结束。

从1946年曾和胡佛在一次环球旅行中相伴的弗兰克·梅森写回家的一封信上，我找到了这么一段文字：“好几位船员都病了，甚至包括我们的雷伊医生也卧床一天。只有首领[312]自始至终在冷静地用铅笔继续记录他的谈话，然后交给休戈·迈耶去抄写。他以奇迹般的方式在极快的生活节奏下经受住了考验。”

胡佛的记忆力近乎惊人。他博览群书——从经济学、社会学著作到神秘小说，什么都读。他能坐下来一口气贪婪地读完一本大部头的书，并能很好地记住他所阅读的——对其测试足以过关。1946年访问上海时，美国高级军官将地图摊在地板上，解释中国复杂的军事状况。这时，凭着将近半个世纪前的经验和记忆，他竟提供出了那些偏僻地区当地地形的详尽无遗的细节。军官们都被这种超群的记忆力惊呆了。

然而，最能揭示他个性的，还是亲密朋友们所讲的、他那些天生的谦卑，以及种种逃避聚光灯的故事。他当总统后最心烦的一件事，就是当参加贵格会教徒会议时，总有不断出现的卫兵、记者和摄影师。而有个星期天，他终于逃脱了监视。

早餐时，胡佛夫人对他们的客人里卡德夫妇宣布，她听说巴尔的摩附近某处有个小聚会所。于是像共谋者一样，胡佛家和里卡德家偷偷溜出白宫，驱车来到这个小祈祷室。这里只有十几个礼拜者，没有人会注意到新来的人，这是贵格会教徒的规矩。在长时间默默地冥想之后，来自华盛顿的这伙人动身回家。总统吐露，这是他真正快乐的一天。

赫伯特·胡佛的寿命长且生活多样化，因此他的经历超出大多数人：从林肯式的贫穷到富裕，从普通手工劳动到总统职位，从全球生意到全球善举。但即便如此，这些多样性中始终存在着一幅看得清的图案——一个时期的线条不断地在其他各时期的图样中重复显现。

1938年，他访问挪威首都奥斯陆，一个农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渴望见他。这个挪威人带来了一件男孩的夹克衫，他对这位美国客人解释说，这件小孩的衣服是胡佛救济的纪念品，已保留了将近20年，这次是专程前来感谢他的。

1946年，胡佛抵达布鲁塞尔时，引来成千上万欢呼的人群。他们当中许多人把自己三十多年前能幸存归功于胡佛的救援工作。在贝尔格莱德，一位铁托的内阁成员、外交部部长西米奇在公开的欢迎会上宣称：“要不是有三十年前胡佛在塞尔维亚的救济，我今晚就无法坐在这儿。”

在华沙，一名女医生在开会过程中突然脱口而出，说多亏胡佛她才活下来：她是由他的救援机构喂养的千百万东欧儿童的一员。然后，她转向大会主席台的官员。“爽快地承认，”她说，“要不是有胡佛先生的粮食，你们也不能在这儿。”他们都庄重地承认这一事实。

几周之后在上海，两位社会地位突出的中国妇女，分别要求向这位美国前总统表示敬意。令人诧异的是，她们各自都讲着同样的故事：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她们被胡佛家收留，而另一些较不幸运的儿童的生命却被扼杀。

即便到了七十岁，退休的想法还从未进入胡佛的脑子里。他继续公益服务、慈善工作、历史著述，使一批秘书和研究人员忙来忙去。由第一胡佛委员会对政府运作所做的为期两年的重要研究，已于1949年完成。委员会大约70%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年份都被采纳，政府因此估计一年可节省二十亿美元。1953年晚些时候，国会又设立了另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此时胡佛已接近八十岁，但仍然再次同意带领这个委员会。在二十个月紧张的工作中，他组织和监督了大约二十个特别工作组。大部分报告都是他亲自写的——曾对政府的行政部门进行了最全面的分析。

在这些暮年岁月里，这位前总统出版了三卷《回忆录》、一部四卷本的始于比利时救济的美国国外慈善史，以及其他书籍。其中，《伍德罗·威尔逊的苦难经历》吸引了最大的读者群，也最受欢迎。同时，美国男童俱乐部、帕洛阿尔托的胡佛图书馆、医疗教育的基金筹措及其他慈善事业，花费了他大部分精力，然而他依然继续对公共事务进行着广泛的演讲和写作。直到85岁，逐渐增加的年龄才渐渐开始夺去他强健的体质。

是的，在胡佛多彩的生涯里有一幅图案，其特色的设计是慈悲。时间的考验或者政治宣传的恶意，都无法使它变得模糊。爱荷华州西布兰奇村落里的那位说话轻柔的女讲道者[313]，没有白活。

尤金·莱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