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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世界走进更深广的时代生活代序（第1页）

从女性世界走进更深广的时代生活（代序）

戴翔

自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翠绿的信笺》走上文坛至今，王小鹰的创作历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从1980年至80年代后期这大约十年左右，她的关注集中在当代女性的生活和命运；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一路风尘》标志着她的审美取向的转移，她的艺术表现开始跨出女性世界，走向更为深广的时代生活。自1980年创作《忤女逆子》开始，1993年出版《我们曾经相爱》，到1996年发表《丹青引》（单行本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止，她又连续创作了三部长篇。这三部长篇体现着王小鹰对改革开放时代生活的感受、对时代新人精神建构的关注探求和对文化大厦建设的责任感。

一

假如说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中，往往有一个最能显示灵气、喷射**的母题的话，那么对于王小鹰的前期创作来说，这个母题就是对于女性的命运和心理的关注与表现。作为时代女性代言者的女作家，对于女性的命运和遭际有其特殊的敏感和独到的体察，所以其艺术表现也往往有男性作家所难以企及的深切和细腻，这在王小鹰的作品中表现很突出。

王小鹰孜孜屹屹地建造女性母题的大厦，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视角的问题，而是作家总体审美取向和情感经验的显示。就是说，作家的审美情感对于女性母题有着特别专注的开发与体验，其感觉、**、思索、偏爱与想象也始终交织在这个母题之中。这当然是与作家本人的经历、人格、气质、文化修养和对于世界的理解分不开的。王小鹰出身于充满文化艺术气氛的家庭，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使得她对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有了初步的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窦娥冤》、《西厢记》、《望江亭》、《琵琶记》等，她都看得很熟，古代那些美丽女子的不幸的遭际和无告的哀怨，激起她的悲愤与共鸣。也许就在王小鹰的世界观处于朦胧和渐近成熟、对生活的感觉最为活跃和敏感之际，上述使她受到最初震撼、萦绕脑际的“情结”已经悄悄植入了她的心灵深处，使得她每当接触到女性的欢乐与悲哀都会不可抑制地激起情感的阵阵波涛。中学毕业后与黄山茶林场的女伴们的数年相处，以及回城后伙伴们各自不同的经历都给她留下了丰富的情绪记忆，所以一旦遇到适宜的写作契机，那久藏在内心的“情绪”就自然而然激发了她的创作母题，她真诚地探索、发掘着这个母题，她的作品犹如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水底的砂石游鱼，水面浅草涟漪，都真实体现了她对这个母题的探求、搏击和心灵的战栗。

王小鹰是从揭示茶林场知识青年的情感走上文坛的，从1980年开始，她连续写了多篇这类题材的小说；回城以后，伙伴们在陌生的生活面前的迷惘和失落感，也引起过她的许多思绪。她为伙伴们的前程焦灼，总想为他们探寻一条道路。这是她早期创作的两个主要情绪来源。

初读王小鹰作品的读者恐怕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她似乎比较热心表现那种温柔、善良，受到欺压的弱女子，而对于巧言令色、势利庸俗的女子却每每只以很少的笔墨，就结束暴露其灵魂的过程，这或许与作者自身的温柔缠绵的性格气质有关吧。但假如较为深入地考察，我们又会觉得上述绪论并不确切，因为王小鹰笔下的许多“弱女子”实际上并不弱。尽管这些人物一般都有着妓好的容貌和沉静柔和的性格，但在其柔弱的性格之中却有着对于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执著追求，有着自尊自重的人格信念。作者并不着眼于她们的弱，恰恰是着眼于她们的柔中之刚、弱中之强，着眼于她们闪光的理想情操。如（翠绿的信笺》女主人公小静的性格就很值得回味。这个性格内向娴静的姑娘对纯真的爱情却有着火热的追求，但她的爱却不盲目，使她反感的是在爱情里掺进许多杂质使之变味，所以她也能承受失恋的打击。在她发现己经考上大学的女伴在接近（或者是追求）自己在上海读大学的男友时，她并不跟踪盯梢、泼醋吵闹，而是悄悄收回脚步独自回到林场：“什么都想穿了：他若是个负心人，哪值得我爱？他若对爱情矢志不变，那……我将用生命爱他！”这个内向的“弱女子”对爱情的信念是何等坚定，在可能发生的恋爱纠葛面前又是何等的清醒冷静！这正是她的柔中之刚、弱中之强，是许多把精力耗散在醋海风波里的外悍内虚的女子所不及的。

《她不是灰姑娘》描写的是一位菜场女工断然拒绝一个骄傲到连名字都忘记了（或者不屑）打听就满以为能够把自己“俘虏”的高干子弟的“求爱”。面对着送上门来的意味着权势和荣华的“高干媳妇”的“身份”，她毫不受宠若惊，却被对方的“粗心”（其实是发自骨子里的轻慢）所激怒：“你不了解我，也没有向我表示过你的感情，你甚至不屑问问我的姓名、年龄。你以为一个小小的菜场上卖鱼的丫头能够得到出身高贵的你的爱慕，那将会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哪还有拒绝的资格呢？不，我不稀罕这种恩赐的爱情！”在物欲横流，大批女青年为着物质金钱不惜出卖青春年华，甚至盲目外嫁的今天，这些维护女性的人格与尊严的话语出自一位普通的卖鱼姑娘之口，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作者不是抽象地编结理想的花环，而是真诚地在生活中发掘女性的美质：“常常激起我创作欲望的便是那些在我心中久久留下痕迹的人与事，我感觉到他们是美的，是有价值的，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品”，这种对生活的真诚和对女性世界的爱使得她对人物的感情体验深切真实，刻画细腻传神。

当作者深情地描写（鸟儿飞向何方）的主人公怡儿无法把孩子的户口迁回上海，带着失意的惜悯回到安下了家的安徽去时，已经把笔触探入到回到了上海的各类知青的生存状态。那在事业上春风得意的女作家小娅、那在生活的烦恼中疲于奔命的秀秀、那浑浑噩噩庸碌颓唐的源源，其实已经包含了回城知青的三种类型。尽管在小说里这三个人物只是主人公怡儿的陪衬，对其生活状况也并未具体展开，但却分明预示了作者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其生活现状，她将不再拘囿于以往的生活感受中去探求理想抱负，而是具体地考察和思索周围女性的生活和痛苦，并追寻这种生态的根源。这对于文学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开发了新的创作源泉，也为加深艺术感受和思索开启了门键，使得她的作品内涵丰厚起来。

读《新嫁娘的镜子》，人们诧异于在男婚女嫁的喜庆日子里却笼罩着不愉快的气氛。哥哥教训女主人公霞娣：“到样生家，要争气，不要学得女人不像女人样！”什么是“女人样”？爹爹现身说法了：“看看我和你们姆妈，结婚四十年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这才叫夫妻恩爱哪！”可只有霞娣和她嫂嫂才懂得妈妈为了这四十年的“夫妻恩爱”付出了什么代价。四十年了，在常常肆无忌惮地发火的爹爹面前，永远是温顺的语调，不管爹爹怎样电闪雷鸣，妈妈的脸永远像是三月的春阳。难怪嫂嫂要愤愤地说：“仿佛姆妈生下来就是为了来服侍爹爹的！”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夫妻恩爱”吗？可是当霞娣问两老日子“幸福吗”时，那个挨了丈夫四十年训斥的奴隶竟然“眯眯笑地点点头”，传统观念的强大力量使得她麻木到了这步田地！作品是以霞娣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结束的：她有理想、有个性、有主见，她会与丈夫相互尊重和理解（不用说，这当然也是作家的愿望）。然而愿望仅仅是愿望，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工人家庭要实现这个愿望实在并不容易，所以霞娣的忧心忡忡也就不奇怪了。

《星河》中素素的悲剧更发人深思。她有歌唱的天赋，曾幻想当一名歌唱演员，可是被哥哥“还是太太平平等上调吧”的一顿教训，就心平气静地回到农场去了；她结识过一位有才华抱负的农场青年情人，但想到“妈妈不会同意的”，又回绝了人家；回城后她按照妈妈订下的“标准线”来挑选对象，结果高不成低不就地又错过了宝贵的年华。表面看来，她的人生奋斗的重要契机―报考业余大学―落空，是偶然由于厂里的事情缠住手脚耽误时间，其实正是她的生活境遇的必然结果。在婆母的压迫下，她除了在工厂上班以外，每天战战兢兢地从睁开眼一直忙到夜晚，丈夫在家绝不帮她分担一点劳累（部分原因也是服从婆母的旨意），还要带孩子、服侍小姑--妇女在家庭里如此低下的地位早就斩断了她腾飞的双翼！所以她是未必能考取业余大学的（她曾有过哪怕一天复习准备的时间么？！）。退一步说，即使她侥幸考取了，也断然不免像前几次决定命运的关口那样，被婆母或丈夫，甚至小姑的儿句话，就中断学业，打退堂鼓的！服从母亲、服从哥哥、服从婆母、服从丈夫、服从充满封建气氛的家庭秩序，惟独没有自己的意志，中国妇女传统的服从“美德”正是噬啮素素心灵的悲剧所在！素素固然性格软弱，但更重要的是造成素素们这种安于屈辱命运的环境，正如作家所哨叹的：“生活就像一条河，素素是河里的一块石头。河水流啊流，石头渐渐地消磨成石卵子，生活也把从前那个天真地充满了幻想的素素销蚀尽了。”恒久的超强负荷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氛围消蚀了素素的理想，并且还会继续噬啮成干成万的素素，这才是关键之所在。这是作家对生活的抗议，是要求改变中国妇女境遇的呼声。可惜的是，王小鹰到此却止住了脚步，似乎觉得在强大的生活氛围面前只能作自我安慰的退让，竟然通过素素的丈夫之口转而抚慰起失落了理想的素素们来了：“大多数人都是尽努力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平凡者并非不崇高”，这种使素素们不觉其苦其悲的说教，只能使更多的素素把理想之舟沉没在现实的礁石上，对于发掘中国妇女的潜在能量活力，不会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妇女中的“强人”―那种怀着女性自重感的热烈冲动在人生竞赛场上奋争的女性，王小鹰怀着极大的兴趣。小说《岁月悠悠》所描写的是主人公胡梅莉为着实现理想所作出的失败的努力。命运的坎坷，生活的磨难，同样驱使这个不安于现状的妇女疲于奔命，可她却看准了目标―为升到工业局电视大学去任教而奋争着。她从小心高气强，也曾有过“当中国的居里夫人”的辉煌理想，但她与素素的最大区别在于尽管严酷的现实同样砸碎了她的理想，但她却不甘于失败，时刻准备着踏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的岗位，虽然她为此使用了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但这种对生活主动进攻的姿态却难能可贵，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追求的是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而“只有不断地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方能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境遇”，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是中国妇女彻底解放的惟一途径，这种自强意识是可贵的。作家既不把胡梅莉的心灵蜕变归于抽象的人性，也不把责任一古脑儿推楼给社会，这个人物人生道路与历史条件的碰撞造成的复杂心态使读者回味不已。

中国女性的奋争，还得克服自身的弱点。一方面中国女性意识往往只限于初步的觉醒，以陶醉在爱情中为满足，这表现在对丈夫的依附观念。短篇《前巷深，后巷深》中川儿身上的这种依附意识就相当浓厚。她在除了自己的绘画以外压根儿也没想到过妻子也应有自己的事业的丈夫面前一再“内疚”，似乎依赖于回味爱情、自谴自责度日。她只是以丈夫的事业为荣，让童年的伙伴“羡慕”和“妒忌”，以此作为自己的幸福的基石，这种人格的依附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相差真不童万里。这其实也正是干百年来中国女性难以获得与男子平等地位的重要主观原因。然而，王小鹰在描写川儿的这种空虚精神生活时，对其甘作丈夫附庸的依附意识却似乎颇欣赏，为其心理的平衡吁了一口气，这是不是说明在作家自己的意识深处也有这种因素在作祟呢？

另一方面，正由于在一般中国妇女心灵深处对于追求自身幸福的理想思考不足，她们对于现实的痛苦仅仅停留在情绪和情感的层面，压迫过甚时，也不得不反抗，但仍感到羞怯，随时准备妥协，这就使得她们与幸福之间总为世俗势力所阻隔。中篇《春天踪迹》的主人公邵心如就属于这一类型。通过邻居晓岱给她的信，作家强调：“生活得高尚还是委琐，全靠自己了、你只有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强者，你才能使你的蔚蔚（邵的女儿）幸福，你才能使你的婆婆尊重你的人格。”这对于邵心如这样的知识女性尚属振聋发啧，那么对于一般的劳动妇女，这种启示就更其重要了。

二

“我在困惑中徘徊”。这是王小鹰创作道路上面临的深刻苦闷。多年的创作模式，使她总是从女性为争得独立的人生权利和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出发来审视她们的奋争，笔下人物多数属于过去了的时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却在于女性要抹去历史在灵魂深处烙下的瘫痕，意识到自己也是“大写的人”，从而同男子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同改造人生，女性应该有同男子共同创造世界的自豪感。但是这种充满现代女性自豪感的活生生的人却需要作家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去寻觅、去感知，女性的美质也必须在新的生活磨石＿仁，才能迸溅出耀眼的光辉，这是作家开展艺术想象的酵母。王小鹰有一些作品在旨意上难以深化，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尚缺少对新的时代生活和新的时代女性的艺术感知。她在到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的起首，突然“感到一种空虚，一种恐慌，仿佛有一张透明的玻璃把我与外界隔绝了”，这种苦闷标志着她体验到文思枯竭的危机。所幸的是，她及早与以往的创作告别，不硬写，从1985年开始，不带任何创作目的地到司法界去生活了两年，这给她的创作生活带来了新的生命，也是她的女性母题创作超越的契机。她虔诚地到人生的大世界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感受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生。闪耀着新时代色泽的人物、事件，各种复杂的案例所联系着的复杂人生，使作家的审美触角变得灵活而敏锐，她在充满新奇和启示的生活之水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就在她思索各种案例、感知各色人等的不同面目之时，内心已经孕育了许多呼之欲出的人物，一部长篇小说已经逐渐酝酿成熟了。198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是生活的赐予，特别是优秀司法工作者的人格心灵激发了作家震撼灵魂的创作**。

《你为谁辩护》主人公女律师梅祯身上焕发的是当代女性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忘我的使命感和不容置疑的自信心，这种时代女性的自豪感使得她趋于完全，更富于人性，这也是作家以往描写的女性身上所看不到的。梅祯固然承袭了中国妇女传统的温和忍让的性格基因，但却绝不脆弱，这是她的社会使命感和自信心臻于理性认知的表现，她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伦理抛在了一边。虽然没有发表什么惊人的宣言，但她对事业的执著忘我、对于工作的自信，却表现出她的血管中流着的是真正解放了的妇女的血液。她不再像《星河》中的素素那样疲于奔命地消极应付，而是不带个人功利地主动进取。

作为律师，梅祯承办案子当然要依据法律和事实，但她的思绪却比一般同行要深刻高远。这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女司法工作者胸中跳动着一颗对人，特别是对有着数千年受压迫历史的中国妇女的深挚的爱心，对于妇女遭受的歧视和压迫、对于她们往往是哀苦无告的境遇，有着体贴入微的感应和体察，这使得她能够对许多似成定论的“铁案”产生怀疑，对一些貌似“合理公正”实则包藏着某种个人功利的“判断”发出义正辞严的驳洁。为了这种信念，她在办案中不知要比别人多耗费多少时间精力，为了取得一个证据，甚至不惜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到数百里以外的山村去查访追寻。看看她在“言风娇遗产案”中，为身为资本家范老太爷与女佣的私生女、受尽大家族的轻侮欺凌，临了又被无理剥夺继承权的小学教员沈惠婷所作的辩护词吧，这是一位具有真正现代意识的女司法工作者对中国妇女发自肺腑的关切的流露，是对阴魂不散的封建伦理观念充满思辨色彩的控诉，也是对承袭这种腐朽观念，企图继续欺压妇女的人的强烈谴责！没有对中国妇女所尝受的数不清的凌辱和苦难的切肤之痛，不可能进发出如此意深辞切、大义凛然的辩护词。比起另一位“名律师”方泊定所持的违悖事理的相反议论来，这番演说确实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不是就事论事的辩驳，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抨击非人性的封建伦理的立场来分析案情，这就不仅使悲剧制造者的伪善心理昭然若揭，而且对当前相当部分人对于此类事件所持的观念心态，也具有削切的启示。难怪听了这番辩护词，那个惯常文静和彬彬有礼的被告范圣驹会沉不住气，一反常态地跳起来，面孔涨得通红地“抗议”，他心灵深处的腐朽领地确实被击中了。

对于女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所暴露的自身弱点，王小鹰以前的一些作品也曾有过揭示。在《你为谁辩护》中，作者不仅深化了这一方面的思索，而且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局限。比如写作《前巷深，后巷深》时的作者对小说中的川儿充满对丈夫的依附心理似乎颇加欣赏；而对《你为谁辩护》中的自杀者董晚秋内心的刻画则显示了作者对这种依附心理的鄙弃。董晚秋这个容貌妓好又颇具才情的当代女性，其内心竟然如此空虚，除了死死缠住丈夫以外，似乎未曾有过别的盘算。为了保住丈夫的“爱情”，她不仅丢失了自己的一切，就连丈夫所从事的事业也不能容忍，“爱”，成了她惟一的精神支柱。这正是中国女性带有根本性的弱点。这种“幸福观”固然有其母亲影响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她自身的非理性的依附心态。小说通过董晚秋的口记极其细腻地展示了她惟一期待的是丈夫赐予“幸福”的病态心理，而她为之献出了一切的丈夫吴恒却偏偏又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伪君子，则不仅点明其性格悲剧的并非偶然，也显示出作家对束缚着于百万中国妇女的传统心理充满深切的忧愤和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