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在主力大军未到之前,把这个地区合法占领了。
在向朱总司令汇报的时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握在我党的手中。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来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千部,他们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3)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率幕僚转进到了吉县。这时旧军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又深感不安,于是对决死队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曾对旧军将领发誓:“不要使最后胜利的战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在政治上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采取“扶旧抑新”的政策。
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会上虽没有正面反对,却费尽心机挑拨、鼓励旧军军官来反对新军。吉县会议后,阎锡山实施了一系列投降、反共、倒退的措施。
针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薄一波等决死队领导人根据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制定了新的策略,对广大官兵深入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进一步整顿决死队内部,对反动的旧军官,凡不服从改造者,坚决撤换清理,并对县区政权进一步改造,还加强了敌占区的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防止和打击阎锡山的敌工团、突击队的破坏活动。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阎锡山密切注视着这些变化,伺机行动。同年1月末,阎锡山率部西渡黄河,迁到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这次会议是阎锡山投降、反共、倒退的一个重要步骤。会上,阎锡山公开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并借口中央有军令,文官不得兼任军官,要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纵队政治委员的职务,提出取消新军纵队的编制,改为旅和团,与旧军一样。
针对阎锡山企图夺取山西新军大权的阴谋,薄一波等人在会上与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薄一波首先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决死队领导人研究的对策,北方局表示完全同意。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薄一波等根据这些指示,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二纵队的旧军官能换掉的都换掉了,能争取的则予以争取。四纵队也做了积极的工作。一纵队则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做过清理,尚余的100多人,其中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
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阎锡山充当了反共的急先锋。是年12月,他派王靖国和陈长捷率19军、61军进攻正在抗击日军“冬季攻势”的决死二纵队。二纵队一边抵抗日军,一边进行自卫,在八路军协助下,给王、陈二部以沉重打击,后苦战突围,转入晋西北。阎锡山又命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做进攻晋西北决死队和八路军的准备和部署。在晋东南,阎锡山派孙楚勾结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进攻决死三纵队。由于纵队内部反动军官的叛变,使三纵队和五专区各县抗日政权遭到重大损失,3个主力团都被拉走了,许多优秀干部惨遭杀害,这便是史称的“十二月事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是有准备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军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晋西北的八路军于1940年1月发起反攻,2月底肃清了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晋东南的新军决定:除三纵队被拉走的部分外,其余部队编入八路军129师和120师。这样,决死队开始加入八路军的系列,这是阎锡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收复了部分失地。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阎锡山经过将近一年准备而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基本上被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粉碎了。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原想通过事变重整旧军,但是在新军、八路军的反击下,旧军也遭到重创;他原想通过事变消灭新军、牺盟会和一切进步力量,但是事变后决死队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壮大了。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进步势力的反对,也遭到旧派内一些还主张团结抗日的元老如赵戴文、杨爱源等人的反对,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反对他这种做法。阎锡山更不愿看到的是,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此刻的阎锡山有一种“鸡飞蛋打”的感觉,他一怒之下把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33军军长郭宗汾予以撤职留任,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33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
“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4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仍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以免被敌人利用。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
2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致阎锡山电。
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锡山。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指示精神,以及毛泽东、王稼祥2月11日来电精神,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牛荫冠、雷任民等人以牺盟会、新军负责人的身份致电阎锡山,表示牺盟会、决死队不咎既往,大敌当前,一切应从民族利益出发,一切应谋合理解决,愿继续在阎锡山领导下,坚持进步,团结抗战到底。此时阎锡山已别无他路,只好被迫接受八路军提出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新旧军之间冲突的主张。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公路南的晋西南为国民党的活动区域,公路以北的晋西北为新军及八路军的活动区域。这样,“十二月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晋西南的数十个县了。
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决死二纵队、四纵队、202旅等加入120师战斗序列。从1939年12月下旬到次年2月,在晋西南的决死二纵队及209旅各一部、212旅、213旅及一部分自卫队、地方干部,根据北方局及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先后转移到太岳区与一纵队会师。会师以后,经过整编,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
薄一波为共产党立下的这一旷世奇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1943年11月,薄一波到达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见面就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然后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这样回顾他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
“1943年春,我到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同我进行了8小时谈话,其中谈到草岚子监狱的对敌斗争,毛主席肯定我们‘做得完全对’,他还肯定我们的学习‘把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就学习话题,他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
谈到牺盟会与山西新军的工作,毛泽东高度评价薄一波:“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例证。”
当薄一波谈到草岚子胡同反省院里的共产党员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时,毛泽东当即明确地表态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薄一波太看重他与毛泽东的这次长谈了,他甚至多了个心眼,“别有用心”地把他与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并且送去请毛泽东过目审订,他想得很单纯,只要有这个东西在手,假自首出狱这么大的一件事,想必今生再也不会有什么波澜了。
毛泽东不仅认真看了他与薄一波的谈话记录,并且提笔在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毛泽东。”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做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薄一波还是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正式委员之一,刘子久、刘澜涛被选入33名候补中央委员。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出狱这件事,毛泽东做了同样的表示。
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共产党员,很快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重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薄一波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被北方局派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战关系。薄一波担任公开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为秘密的山西工委书记。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组建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冬,山西新军发展到9个师(旅)级单位,46个正规团又4个游击支队。在山西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同为草岚子胡同反省院出来的唐方雷、李力果、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分配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在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辉之、胡锡奎、李楚离等领导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李楚离曾任冀东区党委书记,马辉之曾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领导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刘子久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豫皖苏区党委、苏皖区党委书记,先后领导创建豫皖苏和苏皖、豫西抗日根据地;安子文先后任太岳特委、地委和区党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赵明新参与领导山东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5军;赵镈、朱则民、冯乐进、贺致平参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赵镈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马玉堂在河北藁城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武装,以后发展成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5支队和第5军,1940年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董天知参与组建山西新军,任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牺牲于晋东南;张友清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在太行山区反扫**中被俘,壮烈牺牲于太原集中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还有夏富海、冼维勋、殷明道、张曼萍、王振林等。
新中国成立时,从草岚子集体出来的这批同志仍健在的有30多人,都担任了中央机关和各地区的领导职务。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廖鲁言任农业部部长;李楚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子荣任公安部副部长;李力果任一机部副部长;刘有光任七机部副部长;马辉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长;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任中南局候补书记;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鹤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傅雨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高仰云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这些领导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且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和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出色。
(1)薄一波老家蒋村原属五台县管辖,新中国成立后,五台划入定襄县。
(2)摘引自薄一波所撰《回忆山西新军》。
(3)摘引自薄一波所撰《回忆山西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