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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第5页）

接着，举行正式会谈，双方进入会场，日方坐在一边，一字排列，岩松坐在中间；阎锡山进入会场，面对岩松入座，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和苏体仁、梁上椿分别在阎锡山左右侧，杨贞吉没有参加。这时，日方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一齐开动，阎锡山除了苦笑，无可奈何。

会议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大讲其所谓“相需”的谬论，大意是“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日本做‘盟主’，我本人也拥护日本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这个‘盟主’。中、日合作是互相需要，要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内政自理更要紧，否则中国人民就会对合作有考虑。请日方表明对中国究竟将采取什么方针”等等。阎锡山每讲一段，由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翻译一段，占的时间很长。

日本人听得不耐烦起来，花谷正说，“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讲演。”岩松义雄不等阎锡山把话全说完，就接过去发言，大肆宣扬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促阎锡山立即“觉悟”，早日通电履行“汾阳协定”条款，希望阎锡山认清当前形势，相信“大东亚圣战”有必胜把握，要阎锡山立刻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勿再犹疑。并表示如果阎锡山马上表示态度，可立刻交付现款300万元，步枪1000支。至于“汾阳协定”里所答应的一切，可以陆续交付等等。

岩松的发言，由日本人大岛翻译。岩松的态度虽不那样气势汹汹，但也盛气逼人，完全是战胜者口吻。我偷眼看看阎锡山的神情，他还是那副老相，无甚表情。他早已料到日方会让他马上表示态度，立刻就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相当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装备起力量来，能对付了共产党的攻击，就可以推进到孝义去。”

花谷正听到这里，极不耐烦，蓦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花谷正说话时，气势更凶，口说手比，旁若无人，弄得阎锡山十分难堪。

这时，杨贞吉得到报告，发现在日本人来的路上，有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杨认为是日本人开来炮兵，立刻把这一情况向阎锡山报告。

阎锡山搓手摇头，十分惊惶。正在着急，他的警卫总队长雷仰汤报告说：“赶快走吧，这房子后边有一条小道可以出去。”

阎锡山边点头边站起来，雷仰汤和阎锡山的侍从立刻扶着他由小道逃走。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日方进入会场，却等不来阎锡山。我假意去催，回来说“长官已经走了（其实我早已知走了）”。

日方十分气愤，岩松对我说：“你们阎长官太无理了，我们会给他惩罚的。”接着宣告中止会谈。

日方立刻要动身，我和苏体仁、梁上椿又送到村口，岩松又改变了态度，比较和蔼地对我说：“今天会谈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们对阎长官绝无恶意，请你告阎长官放心好了。”接着，收拾会场。这时我才看到来的骡马，驮的是一些步枪和木箱（事后知道是几百万伪钞）。送走日方，我和苏体仁、梁上椿也返回吉县。

我把岩松义雄的话告诉给阎锡山，他没甚表示。

几天以后，苏体仁、梁上椿又回太原去了。苏体仁曾对我说：“这一下恐怕事情难办了。”

“安平会议”以后，日本人把阎锡山和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西安等地散发。阎锡山驻西安的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把捡到的传单寄给阎锡山。阎锡山在克难坡每天早上举行的朝会上，公开向他的部下否认这件事。但后来（时间记不确）有一个“中外记者考察团”到克难坡向阎锡山提出这个问题时，阎锡山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和日本人见过面，但矢口否认和日方有勾结，更不承认通敌叛国的账。

日军为了“惩罚”阎锡山在“安平会议”中逃跑，趁阎部34军在汾南地区抢征夏粮时，由临汾的清水师团调集兵力，向该军全面进攻，34军军长王乾元受伤，45师师长王凤山阵亡，部队纷纷溃逃汾北山区。日军仍扬言要进攻吉县，阎锡山更慌了手脚，连忙写信给岩松义雄，说什么“希望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作敌人”，日军这才停止进攻，但不久又在孝义地区围攻骑兵军的“征粮”部队，骑1师师长赵瑞、骑4师师长杨诚同时投敌。（2）

阎锡山在日军大举侵华并占领大片国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各族人民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虽然一方面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打了大同、忻口、平型关、娘子关、太原等一系列虽败犹荣，可歌可泣的战役，但另一方面，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山西王”的地位，阎锡山又暗中与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倒行逆施。尽管他并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投敌，但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汾阳协定”本身和对部分“协定”的执行，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完全丧失了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阎锡山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赵戴文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

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

杜任之还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锡山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锡山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同的意见。阎长时不语。

赵戴文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锡山问：“你的意见如何？”

赵戴文说：“我也反对。”

阎锡山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怎么办？”

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

内部舆论，特别是赵戴文这样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使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诠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延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2）摘引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之五，赵承绶撰：《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本活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