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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五台老乡兵戎相见1（第2页）

而四大要塞争夺战后，虽然阎军被压缩在不到15公里的狭小地带里，太原孤城已陷入环形包围。但是徐向前所属参战部队伤亡较大，只有未投入战斗的4个团完好无损。阎军却得到了中央军第83旅的增援，并抢修了5个机场，打通了外援通道，迅速攻克太原已不可能。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并决定调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杨得志部赴太原增援。

解放军箭在弦上，一场恶战又将打响。但这时，徐向前兵团接到了上级要求缓攻太原的命令。

那是1948年11月中旬，淮海战役刚刚拉开序幕，中央军委决定调刚刚打赢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此时如果攻打太原，则有可能会使北平的傅作义集团感到孤立而弃城南逃，增加以后歼敌的难度。因此，中央军委指示等平津战役结束后再攻打太原。

为了配合全国解放的大形势，兵团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停战休整。这一次，太原战役的暂缓攻击，从战略意义上，更是直接配合了平津战役胜利的取得。

从1948年11月底开始，太原前线部队转入长达近5个月的围城休整阶段。部队开始休整了，徐向前肋膜炎复发，转移到离太原城30公里的峪壁村。

1949年3月28日，彭德怀在参加完七届二中全会返回西北途中来到峪壁村，一方面看望因病没有到会的徐向前，另一方面准备在太原战役结束后带走第18兵团去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在因病不能上前线的徐向前劝说下，经中央军委批准，彭总正式留在了太原前线，参与指挥太原战役。为了保持指挥的连续性，作战命令和报告仍沿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

12年前，彭德怀和徐向前在奔赴抗日前线时曾一起来到太原。12年间，两位老战友戎马倥偬竟然没有几次见面的机会，没有想到，12年后，他们又并肩战斗在太原城下。

喊话运动是休整期间卓有成效的政治瓦解方式。“晋中各县，土地平分，阎匪官兵，家中照分，快逃回家，参加平分”，伴随着喊话，一份份宣传材料和“投诚通行证”被发射到阎军阵地。

针对解放军的喊话运动，阎军组织了反喊话队，为了加强宣传效果，甚至组织城内的女中学生到前沿阵地上喊话。

黄樵松事件后，阎军内部大力宣扬“共产党有二十四刑，三十六杀”“白天不杀黑夜杀，现在不杀将来杀”，以欺骗士兵效忠。解放军就针对性地释放俘虏，或者让俘虏现身说法地喊话。

战场上的枪炮声在寒冷的冬季逐渐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间的劝降和辩论，双方士兵甚至在喊话的时候攀上了老乡。长达半年的政治攻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先后有1。2万多名阎军官兵投诚。

解放军的政治瓦解工作针对的不仅是阎军的士兵和军官，还包括他们的最高统帅阎锡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向中央提出了政治争取阎锡山的建议。

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我还写信给梁化之，意在通过梁化之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很伤感地对梁化之说：‘我已经作为蒋介石的部下，侍候蒋介石了，上了蒋介石的船，再退回来已经为时太晚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一直没有停止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

其实，当时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阎锡山的情况，即并非国民党嫡系又有联共的历史，希望阎锡山能仿照北平的例子行事，即毛泽东所说的“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说服工作。

但中共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都遭到阎锡山的一口回绝。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防备阎锡山会效仿傅作义的作为，他让阎锡山的心腹贾景德给太原拍电报，转告他的意见，即太原从大局上已绝难再长久支撑，阎锡山和其他军政干部应尽快乘飞机撤往西安，其军队可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显然，这一建议也被阎锡山客气地拒绝了，他表示仍然要坚守孤城。

他对邱仰睿的回电说：“不死守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他发给祁志厚的回电有“山自以为老而无用，任一事结一局以了此生”的誓言。他回复徐永昌电文声称要“决死战太原”，且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魄：“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

他把500瓶毒药，发给每个基干一瓶，勉励这500基干随他死战到底，杀身成仁。

1949年悄无声息地到来了，华北最大的三座城市北平、天津和太原都在围困中度过了新年。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三座城市的命运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除了太原守军，守卫北平的傅作义和守卫天津的陈长捷也都曾经是阎锡山的部下，他们都出自民国历史上一支赫赫有名的军事集团——晋绥军。

晋绥军，一段落满尘埃的陈旧记忆，一个让年青人倍感陌生的历史名词。这支纵横阖捭近半个世纪的地方军事集团，开端于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终结于太原战役的隆隆炮声，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巅峰时代，经过四次扩军的晋绥军一度拥有25万人的规模，成为阎锡山发起“中原大战”、挑战蒋介石权威的资本。

显著的地域性是晋绥军最重要的特征，山西百姓，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三晋子弟，是这支军队的主要兵源，保境安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无论盛衰强弱，晋绥军的根始终在山西。草创之初，军阀环伺，强敌觊觎，晋绥军先后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以及张作霖的奉军等军阀的进攻，牢牢掌控着山西这块根据地。鼎盛之时，晋绥军坐拥晋冀察绥四省和京津两市，但他们的大本营始终没有离开过山西。民族危亡之际，山西大部沦陷，晋绥军“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始终战斗在表里山河。晋绥军的这种地域性与阎锡山对山西的割据统治密切相关，因此，虽然军帽上佩戴着青天白日徽章，但晋绥军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的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还因为将晋绥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而被冠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遭到处决。

民国之初，军阀林立，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华大地成为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1930年初，全国反蒋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计，各地大小军阀仅派出代表的，就有冯玉祥、李宗仁、韩复榘、石友三、樊钟秀、孙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马鸿逵、刘湘、张学良等十余家。喧嚣之后，这些军阀大多成为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强盛一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军事集团，最终不是分崩离析就是成为一盘散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晋绥军却体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凝聚力，无论内忧外患，始终保持着完整的体系和统一的指挥。与某些地方军事集团盛产“三姓家奴”不同，晋绥军在历次战争中鲜有叛将。1930年，反蒋力量中原大战失利之后，西北军各部大多望风而降，晋绥军众多高级将领也收到了故旧甚至蒋介石亲笔写来的劝降信，但他们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归山西。在这次大撤退中，最后接到撤离命令的，是扼守运河渡口的一支连队，在确认不再有友军通过这个生命通道之后，他们才踏上了艰难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归乡之路。两千里的行程危机四伏，这支弱小疲弊的百人孤旅穿行在陌生的土地上，一路先后遭遇西北军、红枪会、地方民团、东北军的围追和紧逼，但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漫长和险恶，都无法阻挡这群普通士兵回家的渴望和对于晋绥军的归属感。

阎锡山一生中只有两次离开过晋绥军，一次是中原大战失利之后避居大连，一次是太原解放前夕飞往南京商讨和谈条件，即使是在晋绥军最后的谢幕时刻，远在千里之外的阎锡山依然牢牢掌控着这支身陷绝境的军队。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格外重视对于官兵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和提拔军校毕业的军官，因此，晋绥军的中高级军官基本都是科班出身，这其中又以“保定系”为主。晋绥军的13名重要将领曾被称为“十三太保”，即杨爱源、孙楚、梁培璜、杨澄源、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李生达、李服膺、楚溪春、鲁英麟、董英斌、陈长捷，他们全部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除了十三太保，担任过晋绥军高级将领的还有商震、徐永昌、张培梅、张荫梧、郭宗汾、郭景云、董其武、孙兰峰等人。对于很多疏于近代风云的年青人而言，这些名字也许只是一个个陌生的符号，但是，他们都以不平凡的经历在民国军事人物志中为自己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有的入主民国军事中枢，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读完他们的奋斗史，在为他们个人的兴衰荣辱与悲欢离合感慨之余，不能不叹服：晋绥军，真可谓英才荟萃，将星闪耀！

那么，晋绥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呢？历史研究者们对此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了一些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说法。的确，在这支军队的征战史上，既创造过辉煌的战绩，也有过不可思议的失败，如何评价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那就是晋绥军的善守之名。曾有军史爱好者评议民国十大经典守城战，晋绥军十而有其三，涿州、临汾、太原三场城市保卫战榜上有名。这一评议未必全面和客观，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支军队的防守能力。一些人习惯将晋绥军称为“顽军”，顽军顽军，既是顽固之军也是顽强之军，看来，这“顽军”之“顽”，并非浪得虚名。

如今的许多人不清楚山西的军队为什么要在名称中加上一个“绥”字。晋绥军之“晋”，指的自然是山西，而“绥”，指的是当时的绥远省，这个省直到1954才被撤销，划入内蒙古。

绥远省的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呼和浩特、包头两座内蒙古最大的城市，当年均在其管辖范围内。早在清代，绥远道作为山西四道之一隶属于山西，道台衙门驻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的山西人经营和开发着绥远，在创造繁荣的同时也最终定居于此，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至今仍生活着上千万山西移民后代，上百年过去了，乡音无改，习俗依旧，他们与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没有任何差别。

民国初年，袁世凯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而实行了“晋绥分治”。1926年，阎锡山在与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中获胜，取得绥远的控制权。从此，晋军更名为晋绥军，绥远的最高行政长官也长期由晋绥军高级将领兼任，商震、徐永昌、傅作义、董其武先后担任过绥远都统或绥远省政府主席，大批编余裁减的晋绥军官兵参加“绥西屯垦”，使绥远成为塞上谷仓。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与山西被日军物理分隔，山西虽然失去了绥远的控制权，但此后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绥远仍由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董其武控制，绥远，依然是山西人的天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原解放时，部分阎锡山的部下在突围之后，将逃亡的目的地选择在了绥远。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活跃于中国大陆与台湾政坛的一些山西籍高官，也是当年晋绥军旧将的后代。

绥远之于晋绥军，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1936寒冬的绥远烽火将晋绥军推上了风口浪尖，面对伪蒙军对绥东的进犯，当时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率领晋绥军发起反击，冒着零下42摄氏度的严寒奇袭百灵庙，并最终取得绥远抗战的胜利。而阎锡山不仅是傅作义的顶头上司，而且还将父亲阎书堂留下的87万大洋悉数捐给了前线将士，在中华民族的抵抗外侮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阎锡山与傅作义一样，也因此成为风光一时的抗日英雄。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到太原后，阎锡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他召集高干开会，大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但阎锡山的愤怒无法改变现实，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终归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驻北平山西兵站办事处的军需用品全部落入解放军之手。

山西不少军政人员的家属也都在北平，军心人心为之动摇。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许多曾是阎锡山的亲信或部下，他们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决。

陈长捷和傅作义，在众多昔日晋绥军同僚的关注下，一个困兽犹斗沦为阶下囚，一个和平改编成为座上宾。如此强烈的命运反差，也不可能不在阎锡山的上层干部中引起震动。

而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晋军高级将领赵承绶，也一再写信给阎锡山，劝他识大局顺大势，争取和平解决太原。中共中央则允诺，阎锡山如能改变过去的立场，可考虑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阎锡山对这些善意的言论和举措一概拒绝，还大骂傅作义、赵承绶等人是“没人格，不要脸”。他还告诫高干们，傅作义投降后，共产党把他放在内蒙古的一口枯井里坐井观天，解放军允诺的投降条件纯粹是骗人，放下武器命运就会像傅作义一样。

即便阎锡山态度如此强硬，徐向前为太原数十万百姓计，为城中众多古建筑计，仍准备派跟随阎锡山多年、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赵承绶，进太原劝说阎锡山。后考虑到赵的安全，决定改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先进城试探。结果阎锡山非但不听他的老师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将他的老师以“策动反叛”罪公开枪决。

为激励军心，阎锡山还向侍从医官室的一名德国医生请教，什么样的毒药能最快至人以死命？这名德国医生告诉他，纳粹军官将一种叫氰化钾的毒药嵌在牙里，咬破即亡，痛苦极轻。他马上叫川至制药厂日夜研制，但因技术不逮，只造出一种水剂毒药。

1949年2月，在为赴太原采访的中外记者举行的招待会上，他特意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堆装毒药的小瓶子，在屋外摆放了一口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面对济济一堂的中外记者，阎锡山宣称：“百川生不与毛贼共戴一日，死不让毛贼辱其躯体。鄙人决心与太原共存亡。已令药厂造出自杀药水，如果太原失守，我就和部下饮此毒药，同归于尽。”

这张体现阎锡山“英雄气概”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和山西的《复兴日报》上，阎还在这张照片上签上名，特意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