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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宗仁终于和蒋介石撕破了脸皮（第2页）

在下午开的会议上，蒋介石又提出“非常委员会”要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西南主席为张群，东南主席为陈立夫，他还到大德路海军联谊社发表反共演讲。

在蒋介石此次滞留广州期间，他也曾移住黄埔岛上“东征烈士墓”西侧山岗上的一幢小楼。为了他偶尔小住，小楼要重新加大发电量，在墓的东侧租用马路边一家杂货铺，由广州电厂供电课配电股安装两台汽车头柴油机，蒋介石首次来的时候是傍晚，天下着小雨，他下了军舰转乘驳艇，在烈士墓前码头登岸。

蒋介石到来后，当然有许多问题要处理。阎锡山向他诉苦，谈到自己眼下无米下锅的困境，蒋介石似乎都一清二楚。随后的两天中，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

阎锡山终于拿出了他的《扭转时局案》，洋洋数万言，政治、经济、文教等无所不包，恰恰体现“当大夫开药方”的精神。虽然已经在“行政院内阁会议”讨论过，表决过，这次才在非常委员会提交，但太冗长，委员会只决定“原则上通过”。

没过多久，李宗仁最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蒋介石作出的“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的承诺很快便成了一句空话。蒋介石不仅要“过问政治”，而且还要对中央大权做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而如今蒋介石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之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于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一来，李宗仁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避开广州这块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李宗仁首先飞到衡阳与白崇禧晤谈一番后，于正午续飞福州。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李宗仁与朱绍良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以及部分民众均伫立大街两旁欢迎，旗幡招展，乐声震天，盛况空前。

晚间，朱绍良在省府设宴为李宗仁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李的招待亦极周到。李宗仁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他的欢迎实出他之意料。尤其因为朱是蒋介石的心腹，深恐朱绍良热烈招待自己而引起蒋介石对朱绍良的不满。

李宗仁在福州住了两夜，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介石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7月28日李宗仁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李宗仁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

李宗仁与趋至机前迎接的陈诚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

待检阅仪仗队结束后，陈诚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李宗仁道：“不必了吧！”

陈诚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李宗仁一听不禁大吃一惊！赶紧随陈诚向休息室走去。

李宗仁和陈诚一进休息室，蒋介石便起立相迎，与李宗仁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介石自回草山寓所，李宗宗仁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

当晚，李宗仁宿于台北第一宾馆，暗想这一天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其实李宗仁并不看重这等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遂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介石留他晚餐，并邀其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李宗仁台湾之行是为与蒋介石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把蒋介石已经运到台湾的黄金美钞运回大陆去。其实李蒋二人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李宗仁深知谈亦无益，他俩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李宗仁对朱绍良的暗自担心很快便成为现实。8月中旬，朱绍良突被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去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之职。

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在李宗仁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事。朱绍良即驱车前往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绍良已被撤职，遗缺由汤恩伯接替。朱绍良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恩伯说不必了，促朱绍良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恩伯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

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李宗仁才知此事的始末。

不久，蒋介石派一秘书周宏涛飞往广州，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这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李宗仁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李宗仁心中怒火如焚，嘴上却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介平民，以平民之身随便撤换政府的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像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李宗仁暗忖，朱绍良原本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突然而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绍良在7月26日招待自己太殷勤了。蒋介石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李宗仁请示，李说：“暂时把它搁下去。”

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锡山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堂堂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一介平民蒋介石的无言抗议。

两个月后，又发生了别一桩令李宗仁感到更加紧气愤的事情。他一片好心地请蒋介石吃饭，不料却被蒋介石视做了“鸿门宴”。

蒋先生访问菲律宾后再次来到广州，依然住在梅花村陈济棠的旧官邸里，而且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由于双方心结太深，李宗仁与蒋介石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看在眼里，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就向李宗仁建议，要李宗仁出面请蒋介石吃个饭。

李宗仁认为学者入仕的朱家骅在当时的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力陈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此次他劝李宗仁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李与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