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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2（第2页）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作义到绥远董其武那里阅兵讲话，徐永昌再次坐着飞机到绥远做他的工作，他要真有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心思，完全可以不担任何一点风险地与徐永昌坐飞机跑了。事实上傅作义专程赶到绥远，是遵照毛泽东在西柏坡时说的“过段时间你也可以去看你的部队，对董其武的困难，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这一重托行事。

傅作义亲赴绥远给董其武撑腰，是绥远起义的关键一步。所以，国民党方面让傅作义回头，无非是幻想而已。徐永昌自己回广州向阎锡山复命时也说：“本来我是去拉傅宜生回头的，不料却让他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

徐永昌放出傅作义“首鼠两端”，欲重归国民党旗下的虚言，不过是当时对国民党政权鼓舞士气的一种策略性宣传而已，事实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

因为对董其武充满期望，所以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阎锡山立即派人去归绥，告诉董其武可以自己再编一个军，军费由阎负责。

然而，好意刚刚传达，阎锡山对董其武忽然冷淡下来，不但多编一个军不再提起，而且干脆断了绥远的薪饷，调整绥远军政布局，取消归绥指挥所，试图将董其武架空，用孙兰峰，刘万春代替其掌兵。

这时，董其武还没有进行起义的实质活动呢，广州方面何至于如此忽冷忽热？

事后才知道，问题出在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石觉身上。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这件事中共高层也表示了谅解和配合），而是把石觉，李文等在北平的国民党嫡系将领礼送回南京。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石觉的部队居然在北平起义前一天发动了一次兵变，试图推翻傅作义，破坏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时傅作义在城里的嫡系兵力只有两个师，差点儿被石觉掀翻了桌子。其间解放军曾问傅作义要不要增援，傅作义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能处理。果然，在国民党军中论打仗能打得过“七路半”的并不多。

“七路半”是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一种独特称呼，意思是虽然傅作义不是八路军，和真正的八路军也就差那么一点儿了。这个称呼，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作义的部队作战比较积极，一些战术作风类似八路军。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1938年他曾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此外。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像共产党八路军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汝瑰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这样一来，傅作义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这一仗打到天亮，兵变最终被镇压下去。如此一来，石觉只好到傅作义那里负荆请罪，请求原谅了。傅作义对他倒也宽厚，温言抚慰，依然按照计划用军用飞机送走石觉。

在1949年江山易手的那个特殊时代里，类似的事情并非傅作义一人干过，没过多久，云南的卢汉设下鸿门宴，将前来动员他与国民党中央采取一致行动，与解放军对抗的张群连同李弥、余程万、沈世延、沈醉等几十名国民党驻滇的高级将领与特务头子一网打尽。然而，1949年12月11日，就在《云南日报》登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沈世延、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的当天中午，卢汉在未通知中共方面的情况下，竟然派卫队将张群和随员送往机场，让张群一行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香港去了。与此同时，又用汽车将李弥、余程万、沈世延等人送过了中缅边境线，只把沈醉、徐远举一帮罪大恶极的军统特务头子关起来，解放军进城后，又交给了军管会。

卢汉向陈赓、周保中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如此解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数次向老蒋发密电，说我心存二心，要求暗杀我，都是张群在老蒋面前保了我，几次救了我的命，要没张群保我，我这条命早就没有了，哪还有今天起义的成功？就算我率部起义，投向光明，但也绝对不能做恩将仇报的事！你们说对不对？”

陈赓、周保中二将军同样没有批评卢汉做得不对。

巧不巧，就在傅作义仍然决定将组织兵变未遂的石觉时放掉的时候，董其武却从绥远飞到了北平。一来，直奔居仁堂见傅作义——他知道北平起义了，要傅作义指示绥远该怎么办。

其实，早在3年前董其武出任绥远省主席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傅作义内心深处有些什么想法了——那时的傅作义，便已与他有过一段“大逆不道”的深谈。

1946年11月，董其武接到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后，特意到张家口东山坡“张垣绥靖公署”去向傅作义辞行……

傅作义踱到窗前，沉默了片刻，忽然回过头来问董其武：“其武，咱们为谁打仗？”

这突然发问，使董其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

傅作义走到自己的爱将跟前，注视着董其武又加重了语气问：“其武，其武，咱究竟为谁打仗？”

董其武看他的表情很严肃，却摸不透他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又不能不回答，思忖了一下说：“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

傅作义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哩？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