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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6（第3页）

孙兰峰听了傅作义的话后，才断然地说：“我跟傅先生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傅先生单独行动呢？好吧，眼前就算是火坑，我也跟着你往下跳！”

于是孙兰峰才参加到起义的行列里来，终于在起义电文上签了名……

“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的肺腑之言。”董其武把时间写得很清楚。同样是在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录《戎马春秋》的296页上，笔者看到黑字白纸地写着：“9月19日早晨，张庆恩跟徐永昌一同飞往广州。”

如果不是因年代久远，董其武对时间记得不太准确，那就是董将军在事隔多年后，依然出于袍泽情谊，在他的回忆录里再次为孙兰峰扣上了一个“小茶碗”。

因为道理很明白，孙兰峰当时的思想根本就没有转过来，即便是在迎接傅作义到绥远的那一刻，他真实的思想感情也是“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在他的认识中，傅作义的北平起义，根本就算不得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而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失败。既然是重大失败，他当然有理由拒绝参与其间。其二，傅作义已经与他深谈过两次，孙兰峰仍然是四季豆不进油盐，抱着做党国忠臣的念头索性称病住进医院，坚决不参加起义。

董其武说，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兰峰的肺腑之言，同时又写得很清楚，徐永昌是9月19日早晨飞离包头的。那就是说，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是当日凌晨，依照中国人的普遍理解，凌晨应当在早晨之前，从词意上看，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在前，而徐永昌离开包头在后。

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孙兰峰又是怎么说的呢？

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先生用极郑重的口吻对我说：“徐次宸（徐永昌的字）来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对他说，国民党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我去了同样是无能为力。但是，他还不想走，我请邓宝珊劝说他和我们一起起义。这样，他才说要走，而且已经走了。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说到这里，傅先生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

自从我和傅先生相识以来，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可说的话来。

我只简单地说：“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孙兰峰的回忆中有两个问题与董其武的回忆不同，一是傅作义并非派专人去医院向孙兰峰转达肺腑之言，而是傅作义本人亲自与孙兰峰进行的来包头后的第三次面谈。第二，时间是在徐永昌离开之后——即9月19日早晨之后——而不是在19日早晨之前的凌晨。

如此一来，孙兰峰对待起义的态度便在起义签字仪式之前已经由反对、观望变成了赞成并具体参与了起义——这对孙兰峰的人生来说相当重要，因为真实的情况是，他是在董其武、刘万春等38名军政要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后的次日凌晨三点，才在通电上董其武用小茶碗给他预留出的位置上补签的字——显然，董其武正是出于袍泽之情，生死之谊，才再一次在人生的重要关头，有意地为孙兰峰再扣了一次茶碗、留了一个位置。

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孙兰峰波澜不惊地历任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绥远省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委。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91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孙兰峰当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绥远起义第二号领导人”始终是孙兰峰的一道“红色护身符”，虽然不能保护他毫发无伤，却使他能够撑过镇反，“文革”等道道关口而大难不死，最终得已善终——或许，那时候他会想起那只反扣在写在虎皮宣纸上并以红绸缮好的起义通电上的那只含情透义的小茶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12）董其武与孙兰峰的生死友情，贯通了两位将军的漫长人生，足以令后人动容。

（1）归缓系旧时绥远省省会所在地，即现在的呼和浩特。

（2）岳维峻1931年任国民党34师中将师长时，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在双桥镇战斗中被老部下徐向前俘获。被俘后，按红军的要求，岳通过其旧部为苏区采购了大量的医药器械，还送了大量军装和银元。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指示曾中生，适当时候可以将其释放。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借口岳要搞暴动下令将他处决了。

（3）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4）郭寄峤，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9期炮兵科毕业。曾任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部参谋长。1944年任重庆市卫戍区副司令，1947年前后任甘肃省主席。1949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1998年逝于台北。

（5）徐永昌时系阎内阁不管部部长。

（6）王叔铭时任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周至柔。周、王交接时间为1952年3月。

（7）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8）南京巳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国民政府此时在广州。

（9）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10）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1）档案记载，绥远起义签字之日是1949年9月18日上午，而非董其武在回忆录中所写的19日。

（12）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出自《诗经·秦风·无衣》首句。意为：谁说你没有军装？我与你同穿一件战袍。后引申为袍泽之谊，战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