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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江山易主的最后一刻（第2页）

“江声不尽壮士恨”，青年人是很容易动感情的。在剧场浓烈的反共气氛中，学生们振臂响应，电影放完后，大家都不愿离去，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示要像文天祥那样视死如归，以实践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有位学生就曾在感召之下，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私下买了一面国民党党旗裹在身上，表示与共军作战死后，也让后人知道是为党国而死。当然，这位学生后来并没有在军校起义时“杀身成仁”，而是在枪林弹雨的胁迫下火线投诚，参加了解放军。

军校学兵在得到蒋介石接见后，已是若狂若癫，如游干班一至五期同学就曾在蒋介石检阅之前制作了一面锦旗。然后同学们咬破手指，用血写下坚决反共的誓言，全体同学签名后，推举女同学何知言、徐志清为蒋介石献旗。20天后，这批西移的学生兵在前往青神县途中被刘文辉的起义部队包围，很快放下了武器，何知言与徐志清与起义部队到新都经两月整训后参加了解放军。不久，她们又和同学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去了。最后，何知言被炸死，成为烈士，徐志清呢？立功回国，成为英雄。

大厦将倾之际，长期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四川众将领自然不会死心塌地为蒋卖命，成都暗流涌动，一日数惊。

所有去云集在成都的国府大小官员，此时最迫切的希望就是能弄到几张飞机票，以便让自己和家眷尽快地飞到台湾。

地处北校场的中央军校因住了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整日校门人流如梭，步履急促，此时能有资格来军校的多是一些国民党的高官显贵，他们来到学校绝不是向蒋介石请缨求战，而是来找阎锡山讨要飞机票。

阎锡山这位国民党行政院长现在唯一繁忙的工作，就是亲自主持分配飞机座位。每天都有几百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部长、次长、司长等一类“难官”“难将”包围着他的住处大吵大闹，都想早点飞去台湾。这时大家谁也不管谁，都吸取了逃离重庆时坐不上飞机坐卡车差点当了俘虏的教训。连谷正纲、陈立夫，以及被国民党封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从重庆来成都时都坐不上飞机，不得不坐卡车。这样的时刻，只要自己能弄到飞机座位就行。所以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总有几百上千的人去抢座位，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抢到座位。有人虽有机票，到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从座位上硬拉下来，而让权势更大一些的达官贵人及其家眷先走。飞机场到处坐着睡着等候上飞机的官员，整天在哭喊、叫骂、吵闹。

成都市区反蒋力量越来越盛，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他不止一次发出了“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的感伤之音。

12月6日，知道局势已无法挽回的蒋介石让阎锡山马上率政府移往台北，还把“美龄”号提供给他使用。

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处在新春前的一片寒冷之中。

在北风呼啸的成都飞机场上，一群惊慌失措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麇集在飞机舷梯前，你拥他抢，争先恐后往上挤。远处传来的大炮声，更给这群若丧家之犬的人们，增添了慌乱与急切，犹如炮声就爆响在身边似的，一个个心惊肉跳，狂呼乱叫，拥挤得更厉害了。

已经登机的阎锡山坐立不宁，他回望一眼机舱，舱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透过舷窗往外望，只见舷梯上舷梯下人若密集的乌鸦，黑压压一片。他深知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解放军离成都已越来越近了，那秋风卷落叶的雄壮气势，那势如破竹的凌厉进攻，那疾如飓风的进军速度，他是早已领教过的。此刻，对他和他的“战斗内阁”成员来说，迟滞就意味着危险，晚升空几分钟就有可能变为俘虏。他愈来愈沉不住气，愈来愈焦躁不安，终于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身份发出命令：撤离舷梯，马上起飞！

座机像受惊了的一只大鸟，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摇摇晃晃地飞上了高空。

阎锡山当然听不到滞留在机场想逃命的人们的叫骂，当看到机下的城市、村庄、山川、河流越变越小，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到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飞机在空中急匆匆地飞行，阎锡山从舷窗俯望机下成都平原上那一片片庄稼、一道道河流，想到山河变色，江山易手，心中无限悲怆。几个钟头后，当蔚蓝的大海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阎锡山有一种终于脱离险境的轻松，可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痛苦也霎时涌上心头，他清楚地知道，他自视为政治家，将再也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施统治之策了；他自视为军事家，也将很难在这块大陆上施用驭兵谋略了。当然，他还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开大陆对他意味着既是他纵横捭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终结，也是他风云激**的军事生涯的最后终结！

与阎锡山同机逃离成都的，除了陈立夫、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三位党国大佬，还有刚刚进入阎内阁担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以及在飞机起飞之前匆匆赶到的另一位长须飘拂的大师级画家——张大千。

对那一天阎锡山与张大千的表现，学者出身的杭立武极为憎恶，晚年他在接受中央研究字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王萍、官曼莉采访时谈到了那一天的经历：

38年12月9（1）日，我随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乘最后一架飞机撤退来台，同机尚有政务委员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等到人。记得那日，我赶到机场上登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朱、陈两人对我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原来，这两口箱子里装的全是黄金，重量超重，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陈、朱两人认为我与阎百川的交情比较好，要我说服阎，不要带黄金走。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阎携带这些黄金，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山西人的生活着想。我于是向陈、朱二位建议，劝阎放弃这些黄金，而由我与陈、朱三人签字保证，于抵达台北后，请蒋先生补偿他同额的黄金。陈、朱认为做不到。

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张大千的请求遭到陈立夫和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

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那时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但杭立武深知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在要黄金或是要性命的紧急时刻，杭立武表现出了一位中华精英人物超凡脱俗的人格力量，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我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此生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给你，也同意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为了能上飞机，张大千满口答应。当然，对杭立武送上的黄金，他也没有拒绝——在艺术上，张大千是世所公认，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师，但在个人精神境界上，与杭立武先生相比，当不可以道里计。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交给了杭立武。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许多年后，与阎锡山从成都凤凰山机场同机逃往台湾的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特以专章“陪同阎院长飞台遇险”，记下了阎锡山留给他的深刻印象。

1949年12月，身为“行政院院长”的阎锡山跟随蒋介石从重庆逃往成都，住在成都中央军校。

12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陈立夫到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校长官邸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情绪很坏，一见陈立夫就问道：“今天真奇怪，我召集军事将领开会，大家居然都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陈立夫注意到蒋介石面面凝重，犹有愠色，说：“我们现在情况已经很紧急，很危险了。四川军人大多数都靠不住，如邓锡侯、王赞绪，潘文华，以及西康的刘文辉，只有杨森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