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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江山易主的最后一刻（第4页）

夜幕低垂，约11时左右，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以及秘书沈昌焕、曹圣芬一行，与继续留守军校中的顾祝同等人告别。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个个都明白对方的“哑语”。

装甲车、坦克车已起动轰鸣等待在校门旁，蒋介石一行在军校第23期2总队一个大队乘车护送下，出军校正门直向城南驰去。隆隆马达声盖过街面，由于这两天装甲车、坦克车经常上街，市民们对这些铁甲怪物也已习以为常，并不多加注意。直到武侯祠枪炮声很快响成一片，市民们才意识到这一夜晚不同寻常。

蒋介石一行人的车辆，在装甲车、坦克马达轰鸣声和激烈的枪炮声吸引住不明真相人的耳目之时，从夹杂在装甲车、坦克的行列中驶出，经武侯祠门口向西径直冲去。

蒋介石等人到此时才稍放下心来。

在车队将抵新津飞机场时，突遭地方武装力量的拦截，随行担任警卫任务的军校学生立即还击，战斗较激烈，“每当一名军校学生遭受袭击伤亡时，即以另一名学生递补，以维护蒋公的安全”（台湾出版《传记文学》一作者注）。

军校学生蒲剑虹在1987年对笔者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向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

蒋介石走出轿车后，向卡车上的军校学生挥了挥手，没等后面的车辆来到，就直奔“中美”号专机，上机稍回过神来后，又再次向站在飞机一旁的胡宗南等人作别。

“中美”号专机已发动，旋即驶入跑道，腾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

陈立夫对当年监视阎锡山的内情，在其回忆录中说得很简单，仅用“奉命”二字，便将蒋介石交与他的“特殊任务”简略、掩盖了。

陈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我奉命陪阎院长飞台，同行者有朱家骅等数人，晚间出发飞经大陆去台。不料飞抵四川与湖北交界处，遇到寒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坠落七百余尺，不能前飞，仍回成都。是时飞机师将情形宣布，余见城市电灯明亮，疑为汉口，在手提箱中取出手枪准备自戕。听报告后，始知返回成都，一场虚惊始得过去。后来方知飞机上满载金条数十箱，为阎院长所带行李之一部分，昨夜坠落原因，为所载超重有关。次日再飞，飞行师告我，最好飞机不超重，以免发生危险。我乃商诸阎院长，阎宁可减少卫士数人，而金条非带不可，幸一路平安飞抵台湾。后来知道随阎从山西出来之人不少，均靠阎接济，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而遇险，不亦冤乎！

黑字白纸，杭立武笔下的两箱黄金，在陈立夫笔下变成了数十箱金条！同为亲历者眼中的同一件事情，差别竟然如此之大。

陈立夫虽然对阎锡山笔下留情，点到即止，然“阎宁可减少卫士数人，而金条非带不可”，“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而遇险，不亦冤乎！”寥寥数语，夹枪带棍，实为皮里阳秋，褒贬立显。

那一天同在飞机上的朱家骅、邱昌渭、杭立武、阎锡山的亲信、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在各自的回忆中都谈到了面对阎锡山巨量黄金时的态度，他们就说得不像陈立夫那样闪烁其词，曲里拐弯。

汇总起来，当时真实的情况是，陈立夫听了飞行员的叙述，即去与阎锡山商量，希望他少带一些东西，比如那些金货，此时系非常时刻，人命比金条值钱。

阎锡山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财产在山西带不出来，现在就剩这点积蓄，跟随的家人、佣人，还有已到台湾的亲戚，过去的老部属，将来都要靠这些东西生活，丢不得，万万丢不得！”

阎锡山显然说了假话。早在4月份，他的山西省驻京办事处从南京搬到上海南京西路静安新村4号时，就叫内弟徐士珙从上海运了大批金银到台北市怀宁街34号，然后由徐士珙以做生意为由转运去了日本。

而且为这笔金银，当时还弄出一场风波。

由于CC分子、山西去台人员苗培成等人得知阎锡山运了大批金银到台湾，特地利用阎锡山6月8日赴台奔丧之机，到怀宁街34号闹事，要求阎锡山将钱财分一些给他们。

阎锡山不同意，声称带出来的钱系山西人民的，以后还要带回山西，归还山西人民，现在不能分用。

苗培成等人认为阎锡山是乱扯，大骂道：“你是山西人，我们也同样是山西人。你可以带回山西，我们还不是可以带！”

为了把金条搞一些出来，苗培成带着一帮人，在台北街头散发传单，历数阎锡山在山西横征暴敛、盘剥人民、中饱私囊的事实，并扬言阎锡山如不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还要在报上公开揭露。

苗培成等数十人的行为，使阎锡山及其亲信杨爱源、贾景德等人颇为头痛。由于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几至发生冲突，阎锡山便叫杨爱源去请人调解，拿出数十根金条交给苗培成等人，才将这一风波平息下来。

苗培成与陈立夫的关系极好，台湾发生的这一幕，陈立夫早就知道了。阎锡山的态度和做法，使陈立夫很恼火。他心想：这个老家伙真是爱财如命，党国到了这种时候，逃命第一。机上有这么多党国要人，你作为行政院长，不顾大家的安危，只顾钱财，实在太过分了。想到这里，他不顾阎锡山是行政院长，很不客气地说：“你现在是政府首脑，台湾那边急着等我们过去。为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安全，你必须舍小求大，将飞机上的物资卸下一部分。”见阎锡山老半天不做声，又说，“总裁催着我们早点过去，再不能拖延。如不把东西卸一部分下来，那就减少随行人员，二者必居其一。此事很紧急，而且今天一定要走，要赶快定一下。”

阎锡山无奈，最终决定将金银财宝及几个重要亲信都带上，卫士和医官、厨师等统统留下，坐另外的飞机前往台湾。减了十几个人后，飞机轻了不少，飞行也较前一天正常。这样，陈立夫与阎锡山、朱家骅等才一同飞到了台湾。

经过这次危险飞行，陈立夫对阎锡山十分反感，认为像他这样大贪图钱财的人，不能再在“政府”担任大责。阎锡山到台湾后，陈立夫在老蒋面前告了阎锡山一状，说阎锡山因带这些金条使他和朱家晔、邱昌渭、杭立武等人险些来不成台湾，还使应该来的人也来不了，他携带的数十箱金条，来路也不明。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小报告，恐怕也对阎锡山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表现陡增厌恶之感。阎锡山到台湾后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行政院长，就被蒋介石打入冷宫，从此弃若敝履。

（1）阎锡山与陈立夫、朱家骅等人是1949年12月8日从新津机场飞往台北的，后因阎锡山所带黄金超重折返，9日再次从新津机场起飞。

（2）陈立夫回忆录中的“两个航空公司叛变投共”，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两航起义”。当时中国主要的两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拒绝服从国民党当局的命令撤到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香港的这两个航空公司的全体员工两千余人宣布起义。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12架民航飞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天津。

（3）蒋介石当时巳下野，并非总统，陈立夫是按过去的习愤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