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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的是非（第1页）

“反苏”的是非

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文强，这时对来自“共产主义故乡”的苏军已是深恶痛绝。

1946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进占安东后，文强派了情报组进入安东市，试图混入朝鲜境内之新义州、平壤等地，侦察苏军驻扎情况以及朝鲜境内其他动态，搜寻北朝鲜人民武装力量支援东北民主联军“打内战”的情报和证物，以便进行反苏反共宣传。

1947年5月，文强奉熊式辉指示，协助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到苏军占领的大连视察并洽谈接收事宜。

6月初临行前，熊式辉又考虑到文强的东北地区保密局负责人身份，担心会刺激苏方，影响此行的目的，便又决定文强不去，而由文强派出督察处上校科长徐哲甫带一部电台随视察团到大连，将电台报务员留在兵舰上，其他随行保密局人员登陆为视察团作护卫并刺探旅顺、大连苏军情况。

因苏军的阻挠刁难，视察团在大连只呆了三天，交涉接收主权之事根本不予理睬，无功而返。

文强在当时和以后都不知道，1947年6月初董彦平视察团大连之行前夕，在大连竟发生了一件中共领导干部“反苏”的事件：当时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因对苏军的霸权主义行径忍无可忍，与苏军当局发生了正面冲突。

在中苏（俄）关系史上，旅顺、大连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区。

发生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从旅顺口打起来的。那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两个列强在瓜分中国领土主权中因分赃不平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肮脏战争，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那次战争日本获胜，强占了原由沙皇俄国霸占的旅顺、大连等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雅尔塔密约》中，竟决定让苏联“恢复”原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旅顺、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却为苏军占领着，而且被视为他们的“租界”甚至“领地”。

——直到50年代初，大连火车站的俄文站名都还是“达尔尼”（即“远方”）。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0年代末，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教授到苏联海参威（苏军太平洋舰队海军基地）远东大学讲学时，竟发现那里的现役军人中“有的人至今还认为旅顺口是他们的领土，后来赫鲁晓夫把它让给了中国。”

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的1946年，苏联评出了1944—1945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一部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是在几年前就已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

后来才知道，这是按照斯大林的授意评出的。

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之战。作者斯捷潘诺夫本人（那时还是个少年）就在那场肮脏战争中和他的父亲（沙皇军官）一起作过日军的俘虏。小说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歌颂俄国军人为殖民地作战的“英勇”，而书中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就是俄国人的奴婢或妓女、土匪。

——后来周恩来在1950年赴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途中读了这部小说，称之为一本“坏书”。

抗战胜利后，因旅顺港属金县管辖，为监视驻港苏军，中国政府派出了金县县长和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孙肇是保密局人员，原浙江警校正科四期毕业生，文强的学生。中国政府任命的大连特别市市长龚学燧，却因苏军拒绝接受，而一直不能到任。

苏军在旅大地区自行组建了由他们控制和监督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不久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任命日伪时期的商会会长迟子祥为公署主席。公署一切大小事务都不得违背苏军司令部的意旨，否则就是“反苏”。

在国民党视察团将到之前，驻旅大地区苏军司令部通知中共旅大地委和关东行政公署，除了要求对该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限制、留难、监视”等办法外，还决定要抢在视察团到来之前的5月底5天之内完成“货币改革”。

所谓“货币改革”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滥发军用券，票面上用中文印着“东北地区通用，拒用者按军法惩治”。苏军以这种军用券把东北许多物资弄走了。由于没有限制地滥发，究竟发了多少，苏军当局自己也没有数。国民党视察团要来了，苏军当局又怕视察团用在其他地区收到的这种军用券来大连抢购物资，便想出一个“货币改革”的方法，即是将军用券贬值和实行现金管理（凡超过多少数额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听候处理）。

但是这一来，却会使当地居民遭到重大损失，使当地经济活动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