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迷途难返帮助程潜竞选副总统
文强跟家人在北平小四合院中度过了一个既清闲又焦虑不安的春节。
他曾想过争取参加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借机出国脱离保密局。
他还在东北任职时,一次在北平与受命担任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商震晤谈中,他向商震表示过此意。商震知道文强在东北参加过遣返日本侨俘归国的工作,并组织过中日友好协会,又对日本素有研究,便答应向蒋介石提名推荐文强为副团长。
后因戴笠突然失事,不知是商震觉得不便再提此事,还是蒋介石认为此时不宜将军统局高级骨干调离,此议也就告吹。
正在明争暗斗的郑介民、毛人凤等人,本来对文强这样的高级骨干的安排就很伤脑筋,却意外发现文强并不向他们争任何名义、地位,也不巴结他们任何一方,便都觉察出了文强的退走之意,遂乐得不谋而合地决定发表文强为只挂名不干事的保密局设计委员。
至此,文强便已“半脱离”了保密局。
当时国内政坛的另一件大事,又带给了文强最后脱离保密局的机会。
1947年底,国民党当局宣布将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大会期间要选举正、副总统。这次选举,被称为国民党当局“实行民主”的开始。引起了中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
在当时,总统一职自然是非蒋介石莫属。虽然蒋介石曾表示不愿当总统,但后来人们了解到,他只是担心当了总统没有实权。于是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建议”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项“临时条款”,授予总统在“戡乱时期”有“紧急处分”的特权。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而竞选副总统,就热闹了。
到1948年1月,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已经有了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监察院长于右任、“社会贤达”东北耆宿莫德惠、民社党代表徐溥霖等。其中,莫德惠、徐溥霖显然也是被动员出来妆点“民主”门面的。
到了竞选前夕,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桂系头领李宗仁有可能当选。
而桂系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一大宿敌:1927年,桂系联合其他反蒋派“逼宫”,迫使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929年又跟蒋介石打了一场蒋桂战争;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桂系又加入了反蒋联合阵线;1936年广东陈济棠又联合桂系以蒋介石不抗日为名通电反蒋……
蒋介石对其亲信表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等于是用一把刀指着他的胸口。
为了不让李宗仁当选,他又千方百计说服了立法院长孙科出来参加竞选,并指令陈立夫组织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助孙科竞选。
在此之前,文强曾在一次回湖南老家探望途中经过武汉时顺道拜访程潜。在谈话中,程潜向他说起了打算参加竞选的事,并说,他自信以两湖(湖南、湖北)及云、贵的关系,有可能获胜。
文强表示,若要竞选,他可以利用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国大代表中的关系为程潜拉选票。程潜闻之大喜,认为若拉到了这三北地区的选票,竞选就更是胜券在握了。
于是,到了竞选前夕,程潜就急电文强,要文强作他的竞选顾问,随即又派来一位黄埔军校四期同学、在程潜身边任特务团长的娄少闿,飞到北平,住到文强家里,协助文强在外跑腿拉选票,让文强在幕后指挥。文强经过反复斟酌,写出了三北地区能拉动选票的近百名国大代表名单,展开了工作。
不久,程潜又来电干脆叫他请假到南京,直接参加“助选委员会”工作。
这时,在程潜身边任武汉行营中将交通处长的杨继荣,也在积极主办竞选工作。杨继荣与文强一样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也曾是中共党员,后来作了军统局高干,此时也转到程潜门下。杨继荣见到文强来了,自然十分高兴。
本来,程潜的竞选势头是较好的。他身为武汉行辕主任,武汉成为他竞选副总统的前哨阵地,得地利之先。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不但是华中军事重镇,而且是影响全国政局的枢纽。西南九省的国大代表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都要途经武汉。
程潜的“助选委员会”在武汉大张旗鼓地活动,把汉口最豪华的德明饭店、璇宫饭店都包了下来,作为来自西南各省的国大代表下榻之所。这些代表来后,都由“助选委员会”设盛宴为之洗尘接风;离汉赴宁时,也全由“助选委员会”代为订购好机票、船票。这种种安排,都是为了预订各位代表的那一张选票。
到了南京,孙科、李宗仁和程潜三位副总统候选人的“助选委员会”又分别将龙门餐厅、安乐酒家、孔雀餐厅包下来,每天开设丰盛的“流水席”,凡佩戴代表证章的国大代表,都可以随时进去用餐,并可带亲朋好友一起用餐。三家豪华饭店门前,一时间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文强到南京后,住进了程潜在湖南路的住所。
文强的老朋友刘人奎这时也参加了程潜的竞选班子。
戴笠死后,毛人凤大约早已从戴笠那里了解到对刘人奎的怀疑,但又找不到什么证据,便干脆安排刘人奎退役,要他到编余军官总队去报到。
刘人奎不甘就此失业,还想争取抓部队,以便在日后局势变化时好有本钱,便跑到南京找关系活动到了一个“国防部少将部员”空衔。得知程潜竞选副总统后,他又以同乡的关系参加了程潜的竞选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