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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挤到前面：

“主席，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都得跳。不然的话，她们对你有意见，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大家已经知道了，前几天那位老中医为你检查了身体，说你的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脑筋用得太多了，必须设法使你在夜间能够让大脑松弛下来，办法就是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因此，办事处专门作了决定，从今天起，每周都要举办舞会，每次舞会，都必须请你参加。”

“是你告诉他们的吧！”毛泽东朝周恩来笑笑，然后对钱之光道，“既然如此，那么我服从你的命令。不过，中秋佳节，大家得有说有笑，有唱有跳才行。怎么样？我和恩来同志先和大家摆摆龙门阵，摆得高兴了，就唱歌，唱得高兴了，就跳舞，跳得高兴了，就再跳！”

掌声又起。欢声笑语之中，殊不料一位大姐拉长着脸，劈头盖脑地说：

“主席，你今天就是跳舞跳到天亮，我也对你有意见！”

毛泽东微微一愣：

“那又从何说起呢？”

“你想想看，主席，你来重庆已经有十多天了，可是，包括今天在内，我只见到你两次！”这位大姐叹了一口气，“不晓得是怪你呢，还是怪我自己？反正每晚黑你从桂园回到红岩村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之前，你又从红岩村回到桂园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道：

“这自然要怪你自己了。哪个叫你要见到我呢？”

“那么，主席，我正好问你——”听语气，这位大姐居然当起真来，“为什么有人并不想见到你，你却偏偏要去见这些人？哼，我就是想不通，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究竟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恍然大悟道：

“唉呀呀，你这个问题才是个好问题！问题提得好，剩下的事情，就看我的回答好不好了。嗯，大家都坐下来好吗？”

毛泽东坐在墙根一张条凳上，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不慌不忙地道：

“不错，陈立夫、戴季陶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右派，都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难道不正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而现在当权的是国民党右派。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不掌权。所以要解决问题，还得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讲，愈是反动的分子愈是要见，愈是要登门拜访哩！”

“那，同这些人又怎么谈呢？”这位大姐依然气鼓气胀地道。

周恩来笑了笑，面朝众人：

“主席去找陈立夫那天，我随行在场。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语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陈立夫自然是听不进这些话的，他支支吾吾地说，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十年内战，国民党如果说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这种责任共产党也是要承担的……”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

“我对陈立夫说，共产党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呢？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现代社会的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只好扛枪上山啦！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主张两党精诚团结，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之所以旧话重提，不过是提请国民党方面认清时代潮流，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立夫虽然手忙脚乱，窘迫无词，但是到了最后，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此间进行之中的重庆谈判，‘尽一点地主之谊’……”

这位大姐听入了迷，忍不住又问：

“主席，《新华日报》报道了你和周副主席拜会戴季陶的消息，可是，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辰，《中央日报》又说蒋介石去了戴季陶的公馆，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呀？”

毛泽东抿嘴笑道：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冤家对头了。不是冤家不碰头，冤家路窄嘛！不过，路窄没有关系，更用不着相顾眦裂。有道是，道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好啦……”

周恩来解释道：

“那天我陪主席原本是去访问于右任的，可是门卫说蒋介石正在于家做客。主席便提议去看看住在同一个大院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主席会去看他，诺诺连声，结结巴巴，尽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从戴府出来，回头再去见于右任的时候，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于是，小道相逢，不期而遇。蒋介石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则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愣，随后佯装笑脸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这位大姐终于眯眼笑了：

“既然蒋委员长有令‘见见好’，我也只有赞成主席跟这些顽固派头目打交道啦！”

钱之光不胜感慨地道：

“主席前次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晚，听了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龙门阵，我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在重庆这样的地方进行政治斗争，是需要磅礴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的。主席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在谈笑自若之中，宣传我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这就在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为我们办事处的全体同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朝钱之光摇摇头：

“你快不要表扬我了。在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方面，我不过初出茅庐，边学边做。恩来同志知道，重庆的实业界人士提出来要见我，可是我至今不敢答应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关民族资本之种种，我还需要研究。倘若没有一点共同语言，没有一点独立见解，他们又凭什么把你当作知心朋友呢？”

“在研究问题，取得发言权方面，不管主席如何谦虚，我却要以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名义，号召同志们向主席学习。”周恩来望着大家，情真意切地道，“比如说，主席在桂园会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的头天晚上，竟通宵达旦地阅读了这位作家的作品。今天下午，主席在桂园的办公室里，之所以案头、沙发、甚至床铺上都堆满了资料，则是为着回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