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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赫尔利整整熬了一个通宵，方才写完了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实，在案头工作方面，他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快手。去年年底，他给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卡特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篇幅虽然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报告的两倍，但时间只花了完成后者的一半。

这似乎与内容有关系。

在私人信件中，赫尔利以滔滔不绝的笔底波澜，描述了史迪威离职和他自己擢升的重要意义。那热情奔放的言辞，那斩钉截铁的保证，仿佛他比蒋介石还要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国民党的事业。对于中国政治冲突的性质，他则懒洋洋地说，共产党人不是问题的所在，他们不过同国民党人一样，是一批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权力争夺者。于是，他夸下海口道，不到一个月他就可以完成‘在现政府领导下统一中国’的光荣使命。

然而，大半年了，赫尔利的胸膛上既没有增加一枚勋章，肩膀上也没有增加一朵星花。恰恰相反，他在中国的行为和这种行为的性质，使美国舆论界产生了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他是不是在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先斩后奏？他是否仅仅是一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笨蛋，一个最后招致不幸结局的冒充大人物的拙劣丑角？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赫尔利需要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反击。而写给国务院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便成了他紧紧握在手中的武器。因为至少在他看来，只要在报告中尽量突出谈判双方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不仅表明国共两党是相安无事的，而且表明中美关系也是相安无事的，从而最终达到表明自己简直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化身的目的。

不过，当愿望和现实并不是一码事的时候，做起来就十分困难了。赫尔利咬破笔杆，绞尽脑汁，始得以驻华大使馆的名义，在那份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谈判者同意他们将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复兴中国及制止内战而合作。双方同意支持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他们又同意双方将拥护孙中山的学说，并将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政府。共产党同意他们将承认国民党为控制政府的主要政党，并将在从目前的政府形式过渡到民主政权的时期内，与其合作。不少其他问题，包括释放政治犯，人身、言论、出版、信仰、集会与结社等自由，都取得了协议。”

当然，说话得有余地。这不仅能够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而且能够暗示出他在其间的艰辛与努力。于是，赫尔利继续写道：

“还有两个重要点，会谈者尚未取得协议，虽然双方对于使协议的取得有可能曾经作出让步。其中一点是共产党主张在某些省内有任命、选择或选举省长之权利，而政府则认为直至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政府之时为止，任命省长和官员的特权应属于共和国总统。”

“另一点双方已达成一种协议，但并未最后同意，此即包括在中国和平时期国家军队内的共产党部队的数量。政府指出目前计划要求一个包括八十至一百个师的和平时期军队，而国民党认为是少数党的共产党却主张大约占和平时期军队半数的权利……”

当这份报告进入总结阶段的时候，赫尔利觉得有必要向国务院展示一种美好的前景。这种前景不仅是属于重庆谈判的，更是属于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的：

“谈判人员之间的精神是良好的，中国两大党之间接近问题似乎正在进步中，只要会谈继续，内战的讨论和流言是会消失的。”

“此次会谈的全部成就，在于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使中国分裂政策的分子预测要有内战的时期，进行商谈和平时期的合作。会谈将是继续的，毛泽东还留在重庆，蒋委员长许诺毛氏并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氏和他的随员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时候他们如果不愿意继续会谈，当予毛氏和他的随员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既然报告是以大使馆的名义写的，最后这几句话，赫尔利就好说了：

“双方曾对大使的合作与帮助表示深切的感激。他们同意在他们所提议的最后决议中列入一节，对于大使在促成会谈和在谈判过程中以调解者的地位所给予的一般帮助方面对中国的巨大贡献，表示谢意！”

就这样，呈交给国务院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总算在今日上午以密电的方式拍往华盛顿去了，在重庆，作为一种公开的表示，赫尔利则给桂园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出席他在大使馆内备下的午宴。

少顷，当三位共产党人如约前往，驱车直抵大使馆门前的时候，赫尔利早已迎候在石阶之下，直挺站立如同路旁的电线杆。

他现在弯下腰，亲手为毛泽东拉开车门：

“哈罗！见到你们，总是这样令人高兴。今天嘛正好是谈判休会的日子，所以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我的家乡的烤鸡，地地道道的俄克拉荷马风味呢……”

毛泽东微微笑道：

“大使先生的饭，我们是一定要吃的。不过，有道是，饱食不如宽坐。既然我们和国民党方面谈不下去了，何不趁此机会，和你好生叙谈叙谈呢？怎么样，对于我的这个建议，想必不会招致你的反对吧？”

“不反对，不反对。”赫尔利高翘着八字胡须，伸出了他那长长的手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去客厅吧。各位先生，请！”

赫尔利以他惯用的夸张的手法，摆出了这里的主人架势。刚刚在壁炉侧旁的沙发上落下屁股，他便猛地昂起脑袋，用一种轻佻的煞有介事的语调说：

“方才，当毛泽东先生告诉我，重庆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的时候，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朋友，老实说，我在良心上顿然承受了一种痛苦的自责。不是么？倘若我能够对上一轮谈判的过程进行研究，倘若我能够对下一轮谈判的内容提供线索，那么，这种谈不下去的局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唉唉，可以避免的局面，结果偏偏出现了！什么叫做终身遗憾？这就叫做终身遗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