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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不敢！毛先生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尽管吩咐好了……”

“去年此时，范先生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等人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的时候，听说你们各自都接洽成功了巨额借款——”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问，“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笔借款为什么至今没有落到你范先生的手里头？”

范旭东脸色刷地变得通红：

“这……说来话长呢。既然毛先生已粗知一二，我就长话短说，直言以告罢。事情的起因是卢作孚先生通过种种努力，向加拿大借款造船接洽成功。事后他喜形于色地对我说，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向加拿大借到六、七百万加元，可民生公司借到了一千二百多万！在他的成功的激励下，我也通过种种努力，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借款，以期发展壮大我的永利化学公司……”

看到范旭东黯然神伤的样子，胡西园忍不住同病相怜地接过了他的叙述：

“今年五月卢作孚先生兴高采烈地从北美飞回重庆，即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报喜并请求为之担保。然而，事与愿违，宋子文竟对担保之事百般阻挠，千种破坏。那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民生公司借款造船，必然加强与招商局的竞争，而招商局是为宋子文所控制的。此外，民生公司直接向国外借款，便直接打破了宋孔家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在我国的代理人的地位，所以宋子文狡猾地对卢作孚说，我们正在美国接洽巨额借款，一俟成功就可拨给民生公司。而我们的这位范先生呢？同样需要行政院的担保，同样得到了宋子文的回敬……”

吴羹梅急匆匆地插话道：

“哪来这么多同样哟，范先生和卢作孚原本就是不同样的！自从卢作孚加入了张群、吴鼎昌的政学系，那民生公司也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金城、上海等官办银行有了联系，成为官僚资本的一支新军。有可靠消息说，为了冲破宋子文的阻挠，卢作孚通过张群和吴鼎昌向蒋委员长告了‘御状’，而在几天以后的行政院院务会议上，蒋委员长同意了民生公司的申请报告，担保问题由行政院通知外交部立即办理……”

胡西园打断吴羹梅的话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范先生没有后台，借款之事终成泡影无疑。但是，吴先生有所不知，卢作孚先生虽然有了后台，他那支新军也是敌不过老牌的宋孔家庭的。所以，担保仍由政府担保，政府却需要民生公司接受政府投资。而卢作乎是声明了没有官股才得到加拿大借款的，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这么大，你又叫他怎样去向加拿大借款呵？”

毛泽东这时说话了。他好像是在回答胡西园，又好像是在告诉吴羹梅，更好像是在安慰范旭东：

“依我之见，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公司借款之事能否成功，我们暂时不去管它。老实说，提到交通运输业，我总觉得不能忘记卢作孚，就像提到机械制造业，我们不能忘记张之洞一样。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通过各位如此生动这般深刻的叙述，我仿佛像学生那样坐在教室上了一课。那么，当先生们要我回答什么是中共对于民族资本的政策的时候，我想，以下便是我的结论了——”

毛泽东神色凝重，放慢了说话的节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希望各位搞好同工人的关系……”

听着听着，范旭东将深埋的脑袋又重新抬起来，缓缓地不知不觉地道：

“毛先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让我把心思和顾虑统统掏给你罢。诚如你知道的那样。国民党把人心丢了，也把我们民族资本的产业毁了。那么，在共产党对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尚未实现之前，我们心有余悸者，仍是共产党参政后自己的经营企业不能顺利发展。”

毛泽东望着范旭东心事重重的样子，忍不住开怀大笑道：

“难怪、难怪！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嘛。至于范先生谈到的战后的经济政策，恐怕还得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之。战后中国的经济成分，我估计可能出现三种不同形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民营经济，也就是私人经济，最后是合作经济。这三种经济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由于是中国经济落后，私人经济的工商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猛力挥臂：“在这之间，另外有三种资本是要坚决反对的。第一种是官僚资本，他们是靠权势和掠夺发展起来的；第二种是垄断资本，要防止它的发展；第三种是侵略资本，要防止它们来吞并国内的民族经济。比如说，我们主张在农村先是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村的购买力，这样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我们还主张劳资两利，因为这样才能共同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者究竟是一个什么组成形式呢？”胡西园壮着胆子，突如其来地问：“对于一个国家，有分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至少在我看来，这势难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和平建国。因此，不知毛先生是否知道？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共产党的军队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在我们产业界人士中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哩！”

毛泽东的语气是平和的，也是坚定的：

“我知道。但是，胡先生，我更知道由于人民军队抗击了日、伪军的主力，解放区各根据地政府动员敌后和沦陷的人民群众支持抗战，才为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边区政府，显然是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所以，我需要告诉产业界的朋友，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做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不可能的！”

吴羹梅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

“毛先生，你说的道理，其实我们一听就懂。今日在座的几位工业家，谁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境遇呵！设身处地，将心比已，我认为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你们不要让步，也不能让步。说句心里话，要是有枪有炮的共产党都斗不过国民党，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产业界人士就只好望穿秋水，坐等黄昏啦。”

“军事上有一个战术叫做以退为进。如果我们的某些让步，确乎有可能缩短与谈判的理想结果的距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妨一试呢？”毛泽东朝众人笑道，“嗯，明天就要开始至关重要的国共两党第八轮谈判，能否如愿以偿，我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种努力，我已经委托恩来先生把我们的想法事先告诉给张治中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