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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透过总统办公室那扇落地玻璃窗朝白宫后院望去，但见康乃馨花圃色彩缤纷，在那愈加变得青翠欲滴的草坪的映照下，竟恍若太平洋上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

杜鲁门面窗而立，像是在欣赏一幅精美绝伦的油画。然而，端坐在他背后的魏德迈，却从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了这位总统老气横秋的神态，连同那心事重重的愁容。

杜鲁门慢慢回过身来：

“将军，我应当承认，你在中国期间送给陆军部和马歇尔将军的报告，证实了一直环绕着华盛顿流传的、没有完全说清楚的许多忧虑。不是么？中国内战的步伐已经迅速加快，蒋介石将乐于把美国尽量地拖进去，这就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这位委员长要求我们把他的军队从华北运往满洲。这样的行动，将使许多国民党军队处于必须由美国提供补给的地位，否则他们就会面临被共产党部队击败的局面。哼，蒋介石显然认为我们将进行干预，从而把他那些在线上铺开的部队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魏德迈直着身腰，目光不闪不瞬地望着多少有点儿激动的杜鲁门：

“是的，总统先生。对于中国愈来愈严重的混乱局势，我也以为大部分责任在于国民党。尽管我们多次提出忠告，蒋委员长却仍然忠于以前拥护过他的军阀和官吏。因此，即使他们肆无忌惮或并不胜任，他也委任他们去盘踞政府中的负责岗位。他们利用所得到的机会营私舞弊，而且也照例委派庸碌无能的人去充任次要的职位……”

“我说的是军事问题——”杜鲁门打断魏德迈的话道：“诚然，据我所知，这种在全中国屡见不鲜的方式。把越来越多的绝望的中国人赶进了共产党阵营。那么，作为一种替代的办法，我们能否对蒋介石施加某种压力，能否公开宣布我们反对美国直接在军事上插手内战，甚至能否让将军摆脱蒋介石的参谋长职务，集中精力主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由派遣的美国军事顾问加以补充呢？”

魏德迈想了想道：

“关于应当对华采取什么样的比较主要的方针，我以为尚需从长计议。老实说，我最担心的是一个共产党中国将成为苏联所鼓动的全球性侵略的基地。经过一场大战以后，中国又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互相争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场所这一点不仅使我感到疑虑，而且使我感到痛苦。”

“我明白你的心思——”杜鲁门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的高靠背椅上，仰着脑袋，目光定定地望着天花板：“因为你并不相信国民党人能够同时守住满洲和华北，因为你认为可能在必要对这些地区实行某种暂时的国际托管，以阻止苏联或中共的控制。同时，你还认为美援政策应集中加强国民党在华南的实力，以期在不长的时间内收复北方……”

兴许是杜鲁门的话说到魏德迈的心窝里去了，这位以沉着著称的将军也禁不住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总统先生，虽然我敢预言，共产党在全中国的胜利将意味着不折不扣地控制全世界，但是，我依旧要向你表示，除非从华盛顿得到新的命令，我决不愿意以更多的援助给予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给予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蒋委员长！”

杜鲁门一时无语。

“只有当他的目光慢慢对准了魏德迈而且隐隐约约闪烁着希望的时候，这位总统才缓缓地坐直了身子，喃喃自语道：“新的命令也罢，旧的命令也罢，华盛顿的阳光其实是很难照耀得到重庆的，就说赫尔利大使吧，华盛顿的官员尚未决定究竟美军应当在满洲卷入多深，可是在没有得到上级进一步批准的情况下，他却以轻佻的许诺制造了蒋介石向我们要这要那的口实。所以呀，我经常在想，美国的压力与其说来自别人，倒不如说来自我们自己……”

杜鲁门的话被办公桌上急促而突兀的电话铃声打断了。“艾奇逊先生？”杜鲁门拿起话筒，皱着眉头道，“在我的记忆中，你是从来不曾给我打过电话的。那么，今天你有什么事情非告诉我不可？”艾奇逊的声音有些吞吞吐吐：“赫尔利大使回来了，总统先生。用他自己的说法……因为在重庆调停国共双方在理论问题上的争执，他比魏德迈将军推迟四天回国……同样用他自己的说法，此番回到华盛顿，是向国务院述职来的……”

杜鲁门愈发没声好气地道：

“他回国述职，找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不就行了？为什么例行公事也要告诉我！”

“总统先生，诚如你知道的那样，贝尔纳斯先生两天前到伦敦参加外交部长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去了。”艾奇逊毕恭毕敬地解释说，“所以，当赫尔利先生的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义务向你报告。”

杜鲁门的语气缓和下来：

“艾奇逊先生，既然贝尔纳斯先生不在华盛顿，那么赫尔利先生由你接待好了，你是代理国务卿嘛。至于接待的方式，我以为他不必到国务院来，你和他通通电话就可以了。哦，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

艾奇逊慌忙补充说：

“是这样的，总统先生。赫尔利大使由于在国务院正规的官员中间一向不得人心，所以他发现人们在华盛顿对他的接待并不是很热诚的。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上，他给我打来的所有的电话，无一不暴露出这位大使的反复无常的性格。比如说，他一方面表示完全信任蒋介石，正是因为蒋介石的存在，减少了苏联对于中国的威胁；另一方面，他则强调由于个人的健康问题，他已经不打算再回到中国去了……”

“哦，赫尔利先生果真说过这样的话么？”杜鲁门虽然感到惊讶，甚至感到惶恐，但是因为面前坐着魏德迈的缘故，他尚需不动声色。“关于这个话题，等你下次和他通完电话以后，我们再继续谈吧。”

杜鲁门放下话筒，若无其事地瞥了魏德迈一眼，有些懒洋洋地道：

“哦，将军，我们刚才的谈话进行到什么地方了呢？老实说，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居然能够中断我们如此重大的话题，这在我的经历中实属多年不遇的！”

“可是你遇上了一个小人——我们的赫尔利大使——”魏德迈用调侃的语气道：“而且，总统先生，我们的话题也应该遇上他了。因为你刚才说过，美国的压力与其说来自别人，倒不如说来自我们自己。”

杜鲁门愣愣地望着魏德迈：

“我们这个字眼的概念有时候是很复杂的。就说我和贝尔纳斯先生以及艾奇逊先生吧，不瞒你说，我们虽然对这位驻华大使个人没有多大好感但是，从来没有谁人去批评他的政策或行为。如果说他有可能对我们产生怀疑，那么他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魏德迈笑了，笑得有些狡黠：

“赫尔利大使的道理还是有的。比如说，他怀疑包括总统先生在内的华盛顿的许多民主党官员宁可有一个共和党大使呆在中国任职，以便万一发生政治灾难时可以把他作为牺牲品，去承受由于丢失中国而必然产生的强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