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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张镇打来的：

“报告恩来先生，根据专查组组长的电话汇报，本案案情已初步查明：下午五时过后，李少石行车返城途中，车速很快。行至下土湾时，适有陆军重迫击炮团的一个排长，率领六名带枪的正副班长和三十名新兵，由重庆向璧山方向行进，其中有一个士兵正在路旁小便，汽车驰至时躲避不及，被撞倒在地头部受伤。肇事之后，司机因未察觉，没有停车；该排的一个班长鸣枪警告，恰好子弹从车后工具箱射入，击中李少石……”

周恩来皱着眉头，对着话筒道：

“那么，张司令。我现在还需要了解两件事情。其一，那个受伤的士兵现在何处？如果已经送进医院，那么请你告诉我医院的名称；其二，那个开枪的班长现在何处？如果已有下落，那么请你把他使用的枪支借出待查，最好还有那个子弹壳。”

“我一定按照恩来先生的吩咐去办。”不知为什么，张镇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含含糊糊，“关于开枪的班长，他的步枪和步枪子弹壳，现在均已查获，进一步的调查尚在进行之中。至于那个受伤的士兵，因为这个重迫击炮团的排长，把部队临时安排在小龙坎的松鹤楼饭店住宿，所以就近起见，把受伤士兵送到高滩岩的中央医院去了……”

周恩来的问话不得不严厉起来：

“我问的是现在！那个受伤的士兵现在在哪里？那个开枪的班长现在又在哪里？”

张镇的牙齿颤抖得格格作响：

“报告恩来先生，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非常紧张，是的，非常紧张。我害怕中共方面借此扩大事态，那样的话，毛泽东先生尚在重庆，国共会谈并未结束，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而这个重迫击炮团的排长，也有同样的顾虑，为了证明我方不是有意制造政治暗杀事件，他顾不得受伤士兵的痛苦，用汽车将其搬到了金汤街市民医院，住在李少石原住病房的对面，正在任人参观呢！”张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至于恩来先生再三要我找那个班长，其间的意思我也是明白的，你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你是想通过他的口供，来确定李少石之死的性质。可是，此事也请你放心好了，开枪的人，连同他们的枪支弹壳已经一并解送宪兵司令部，正在连夜讯问，取具笔录。哦，差点儿忘记了，钱之光先生已来宪兵司令部多时，有关的更详尽的情况，他将在返回红岩村时面告于你……”

周恩来轻轻地放下话筒：却又提起了他那支沉重的笔，他要用自己的内疚，来抵消柳亚子的自责；他要用自己的不幸，来冲淡柳亚子的痛苦：

……少石之死大家哀痛，但我党从无一人无一语怪先生者；相反，我等常自责不应催车太急，致闯此祸，伯仁之痛，痛在我方，岂有责先生之理？至汽车够用与否，非一语所能答。先生应相信，我等非官僚，毛先生在此，汽车用以尽保护之责及接友谈话之用，决非专供恩来及若飞乘坐也。失错，在该天不应该答应先生借车，因实际上车子确忙不过来，而又虑先生因此而误画展之主持，故临时抽车，致有此失，此类琐事，本不愿向先生饶舌，但先生既以此下问，又以此为谆谆之诫，遂不得不说明真相，并阐明错究何在也……

周恩来给柳亚子写完回信，已是夜半之后，忽听得楼梯有脚步拾级而上，直奔二楼，他慌忙打开门，果然是钱之光回来了。

“周副主席，办事处新雇用的司机至今没有找到，但是，从宪兵司令部对那个班长的审讯，以及专查小组详细调查的结果来看，我认为事情的经过是清楚的……”

钱之光的叙述，竟与张镇的说法完全相符。

周恩来斜倚在藤椅上，却陷入了一种更为深沉的思索。隔了半晌，他突然抬起头来：

“钱处长，看来我们对少石之死的起因，确乎是有些误会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误会是应当给予解释，从而得以消除的。更何况会谈纪要后天就要正式签字了，在这以前，我们尤其要警惕国民党利用我们的误解，造谣惑众，另生枝节……”

“我明白周副主席的意思。”

钱之光目露着机警与智慧：

“因为如此，刚才在宪兵司令部的时候，我与张镇商量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对于那个开枪的班长，张镇的意见是明晨转送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查办，我对张镇说，既然此事与政治暗杀无关，宪兵司令部就可以了结此案，充其量上报备案就行了。”

“很好，很好，我同意你的意见。”周恩来赞许道。“钱处长，请你说下去。”

钱之光反倒拘谨起来：

“第二件事情是我必须向周副主席报告的。张镇鉴于少石之死，山城震惊，各种议论和猜测都有，而他生性胆小，唯恐背上黑锅，因此想用他的名义把事情经过写成文章，然后分别在《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我回答他说《中央日报》不是我们的事，要上《新华日报》，必由周副主席同意。”

周恩来提高嗓门道：

“我当然会同意的！我希望明天的《新华日报》上，不仅有他的文章，而且还得有你的文章，这样一来，事情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当然，这样的文章最好以谈话的方式出现，只谈事情的经过，别的什么也不要谈。”周恩来想了想说：“哦，不、不，至少在谈完事情经过之后，你还需加上三方面的内容。那就是：首先，你要以办事处的名义，对国民党军政当局迅速抓紧调查，表示感谢；其次，对被汽车撞伤的那个士兵表示慰问，并向那个士兵所在的重迫击炮团说明，全部医疗费用一概由中共方面承担；最后，你可以在你的谈话中说，周恩来先生将在安埋李少石之后，前往医院看望不幸受伤的国民党士兵。”

钱之光感叹万端地道：

“周副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思考得是那样经纬分明，不折不扣，而在细节方面的考虑又是那样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这就叫做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呵……”

“事情才开始去做，你怎么倒先评功摆好起来了？”周恩来拍了拍钱之光的肩头道，“就拿明日发表谈话的事情来说吧，《中央日报》极有可能只刊登张镇的文章，而对你的谈话则只字不提，那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还得有个思想准备，国民党就是这样做了，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两相比较，相形见绌，人民又可以受到一次教育嘛！”

钱之光点头之余，忽地想起了什么：

“哦，对了，周副主席，毛主席很快就要离开重庆了。可是，他从延安带来的那些礼品，至今还锁在办事处的木柜子里头哩。我在想，是否就在这两天把礼品送了，送给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民主人士，比如说，张澜先生，鲜英先生，柳亚子先生，章伯钧先生……”

“你说的是那些西北毛线和西北呢料吧。嗯，钱处长，我的想法又和你不大一样了。你应当知道，在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当中，还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比如说宪兵司令部，宪兵第三团，以及那些普普通通的宪兵，他们在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方面，还是尽到了责任，付出了代价的——”周恩来语重心长地道：

“所以呀，我们与其欠民主人士的情，倒不如不欠那些国民党宪兵的情。当然，这可能还不太方便呢，当我们以毛泽东的名义，将这些礼品分送给国民党宪兵的时候，他们大概还不敢收，收与不收之间，他们还得请示团长，团长还得请示司令，到了张镇那里，还得劳他的大驾，去请示一下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