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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4页）

“主席在重庆期间，在对路透社记者谈话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了我们的态度——”

坐在朱德侧旁的刘少奇道：

“那就是，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内战必须坚决避免。所以，我在想，关于我们的主张，关于我们的态度，不仅一定为延安的老百姓所理解，而且一定会为全国的老百姓所理解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

“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嘛……”

刘少奇插话道：“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

“所以，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了——”毛泽东闪烁着他的深邃的目光：“然而《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坐在小方凳上的叶剑英忽地笑道：

“主席呀，老实告诉你吧，你去重庆之前，我总觉得你不必亲自前往而派出你的全权代表就行了。现在看来，你确实应该去，只有你去了，才能针锋相对呀！”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了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嘛——”毛泽东扭头望着叶剑英：“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好就好在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他们的进攻了！”

“和平谈判，是避免内战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朱德大声武气地道“另一种方式，就是主席讲的自卫战争。我们要有思想准备。随时用自卫战争来粉碎侵略战争，以达到避免内战的目的。”

毛泽东坐回案前的木椅上：

“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首要的任务当然就是要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就像刚才朱总司令讲的那样，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肯定是不会来的。”

刘少奇接过话题道：

“比如说山西的上党地区——我去过这个地方——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而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这样的仗，还是要打下去的……”

毛泽东却话锋一转道：

“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去了，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哦哦，剑英同志，你是参谋长，你给我参谋参谋，我这种说法我们的同志们都想得开吗？”

“当然。主席。”叶剑英好像想起了什么“不过，同志们想不开的，是随着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的现象。比如说，为什么国共谈判中有些问题可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又不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会谈纪要》上说要和平团结，而实际上又打仗？”

毛泽东莞尔一笑道：

“那好。看来，我需要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一个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通过这个报告来回答那些问题，而且，一定要让我们的同志们懂得，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哦，除了那些问题而外，同志们还有什么想法吗？”

“看来，问题又回到为什么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这项方针，而不需要其他任何方针上面来了。而且，我很奇怪，为什么老百姓容易理解我们的方针，我们的同志们反倒理解得这样困难，这样缓慢呢？”毛泽东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如果说，我们过去没有向同志们解释得清楚的话，那么，我将在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以下三点。首先，我们的民族敌人一日本强盗虽已被击败，但是它正在企图用各种方法保存其军国主义，同时它正在千方百计地离间中国内部团结，挑动中国内战，以便卷土重来，再次对华侵略。如果日寇这一阴谋得逞，中国在战后没有和平而是发生了内战，则不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无从巩固，而且将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很明显的，中国如果发生内战，得到利益的一定是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包括我们的同志们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重重地抽了一口烟：

“其次，中国人民在八年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牺牲，是不可胜计的。抗战胜利以后，许多被破坏的城镇亟需恢复，许多被敌人‘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无人区’亟需重建，成千上万的残废军人、阵亡将士家属和流离失所的难胞亟需救济安置。全国同胞急切地盼望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加紧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从贫穷落后一变而为富裕先进的国家。但是中国如果没有和平，则一切恢复与建设计划都将成为泡影，八年战争所遗留下来的满目疮痍无法医治，全国同胞将继续浸泡在无边的苦海中与血泪之中。”毛泽东的声音渐渐低沉而艰涩了。但，转瞬之间，他便提高了嗓门道：“最后，由于全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巨大努力，我们的国际地位已经提高。中国被列为四大强国之一，负担着和英美苏等盟邦共同巩固世界和平的责任，但是如果中国本身不能和平团结，发生分裂，爆发内战，中国便无法担负起这一重大的责任，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一落千丈。不仅如此，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如发生内战，影响所及，必然危害到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巩固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中国人民也迫切地需要和平建国的方针，而不需要任何其他方针！”

刘少奇情真意切地道：

“主席对问题的剖析，是这样的通俗易懂，又是这样博大精深，完全说到事物的本质和要害上去了。我想，这不仅对于那些急于上前线的同志有所启发，而且对于全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呢！这使我想起了新四军江南撤退的事，为了不致于使同志们发生误解，动摇情绪，我们只在《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新四军发言人的声明。现在想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此事发表社论，发表评述，借以说服和教育我们的同志们呢！”

朱德目光锐利地道：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了。在教育我们的同志的同时，我们还要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此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报纸，提出国民党当局必须向我们作出确切的保证。”

“保证什么？”毛泽东问。

朱德憨厚却又精细地道：

“新四军受命撤到长江以北之后，国民党当局必须保证我军复员士兵、受伤人员和抗日军人家属的安全；必须保证人民已得到的民主设施和民主权益，保证我军撤退地区的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人士的合法地位；保证在抗战建国中曾有卓越贡献的军队干部和人民，不致受到歧视或恶劣的待遇……”

毛泽东思索片刻道：

“朱总司令的建议很好，而且很重要。中国共产党向来在宣布一个诺言的时候，一定是抱定决心要去彻底执行的，为了执行自己的诺言，我们不排除一切困难以求实现，就拿新四军从江南撤退来说吧，我们的军队现在不能不满怀痛苦，向几百万父老兄弟姐妹告别。在告别的这天，我们怎么能不感到悲痛呢？因为八年来军队和人民相处有如鱼之与水！”

毛泽东有些动情了：

“为了实现北上的命令，我们除了希望江南的男女老幼同胞了解我们所忍受的悲痛而外，还必须让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当局，了解我们为了和平、团结所付出的代价。老实说，如果他们连一点都做不到，继续鱼肉百姓，横行乡里，那么就更应了我在重庆当面给蒋介石说过的一句话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主席，我认为我们的社论和评述应该尽早见报，越快越好。”刘少奇语态果断地道，“今天凌晨接到的报告说，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途中，居然有国民党军队不断拦击。”

毛泽东捏了捏拳头：

“好的。社论和评述都由我来写，今天晚上就把它们写出来。明日天亮，你们用电报的方式拍一份到重庆，交给恩来同志，再由他交给《新华日报》……”

“提到《新华日报》，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叶剑英插话说，“昨日《新华日报》拍来电报，言及柳亚子先生把主席录赠给他的《沁园春·雪》，送到该报要求发表，报社负责同志特来电延安请示。”

毛泽东倏然一笑道：

“既然《新华日报》要用大量的篇幅来发表社论和评述，那就不要用一首歪诗占据版面，影响主题了，再说，我向来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还能够写几首旧体诗词，因为旧体诗词太重格律，束缚人的性灵，不宜提倡。所以一俟发表，谬误流传，既遭人耻笑又误人子弟，那是我实在担当不起的。请电告恩来同志，请他将我的意思转告柳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