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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又回到重庆。依旧是那件补了衣领的衬衣，依旧是那件灰白的粗布外套。当他顶着萧瑟秋风走下舷梯的时候，还在机场上向记者们发表了谈话：

“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是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而前者，正是为着履行后者所达成的协议。我想，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

然而，同样有目共睹的是，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如期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了，但，从第一次会议看，它便完全不具备协议中所规定的内容和意义。那么，第二次会议呢？

周恩来怀揣着一丝希望，走进了他所在的小组讨论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但是不但有着各个方面的代表，而且，代表们有着各个不同的姿势：或挖耳搔腮，或挤眉弄眼，或趾高气扬，或垂头丧气。抽烟的，抽得吞云吐雾；喝茶的，喝得翻江倒海。甚至还有脱掉鞋袜的，先剪脚指甲，后抠烂趾丫，于是又派生出掩鼻而走的，夺路而逃的，反正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乌烟瘴气之中，总算有人发言了。众人定睛看时，却是国民党代表吴铁城：

“昨天听了国民政府蒋主席的开幕词，尤以他的三个'要字，即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利益；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深感鼓舞人心，鼓舞斗志！于是我在想，怎样才能够把领袖的号召，化作一种全民的精神。进而化作一种全民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呢？”

青年党代表曾琦呼应般地道：

“有办法，有办法！各位都知道国民政府从南京迁来重庆那年的五月，在林森路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广场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宣誓大会吧。蒋介石先生也是亲自到会讲了话，并且向全国作了实况广播的。当然那时是为了抗战，所以在提法上是‘三大目标’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而现在虽然胜利了，但是国民精神不能丢，因此我向大会建议，我们必须在新的形势下，再来一次总动员运动！”

“好办法，真是好办法呀——”吴铁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那次总动员运动宣誓大会我是参加了的。嗯，傍晚时分，夜幕刚刚降临，行营广场四周，灯光四射，如同白昼。工、农、兵、学、商、党、政七界代表，每人手持用纤藤杆做的火炬，反复齐唱《宣誓歌》，不停地在场内就地游行《宣誓歌》用的是耶稣圣诞节《赞美诗》的调子，歌词至今我还记得哩——”吴铁城干咳一声，居然唱了起来：“‘我们各本良心宣誓，遵守《国民公约》拥护国民政府，绝对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若有背誓行为，愿受任何处分……’”

“对了，对了，还有《国民公约》！”曾琦大声嚷叫道，“那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各机关、团体、街道、学校普遍订立的，根据《国民公约》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精神总动员月会，指派专人作‘精神讲话’，唱《精神总动员歌》：‘救国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要用精神武器，况复有坚甲利兵。国家至上，忠勇为进；民族至上，大孝当行，同心同德，训谕是遵。三大目标，易知易行；精神总动员，民族复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吴铁城朝曾琦摇摇头：

“唱歌好是好，可是再好听的曲子也会随风而去，稍纵即逝的。于是我又在想，重庆市区繁华地带的都邮街十字路口，原来是有一座木板钉的‘精神堡垒’的，以后日晒雨淋，也就慢慢损坏以至全部倒塌了，那，我们在胜利还都南京之前，为什么不可以在‘精神堡垒’的原址，修筑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物呢？”

“应该修筑，当然应该修筑——”曾琦如同国民党代表的应声虫一般：“要晓得，抗战胜利结束，我国跃居四强行列，蒋主席亦成为世界四大领袖之一，所以呀，如果这个纪念物叫做抗战胜利纪功碑，那么，在碑座的八面石壁上，就要以重庆各界的名义，镌刻上恭送蒋主席胜利还都的内容。哦，对了，今年适逢蒋主席六旬大庆，那就需要在碑文中，再出现‘嵩祝遐龄，衢歌大业’的字样！铁城兄，你说好不好呀？”

“好，好得很哩！既然曾琦兄已经考虑得如此仔细了，那，你就作为提案人，先把提案草拟出来再说。”吴铁城掉过头来，面朝众人道。“剩下的事情，就需要大家踊跃签字，积极附议啦……”

无人应声。

有的只是交头接耳，只是嗤之以鼻。民主同盟代表章伯钧甚至站起来身来，拂袖而去。对于吴铁城和曾琦的双簧把戏就连邵力子这样的国民党代表也看不下去了。他用胳膊碰了碰邻座冷眼旁观的周恩来，尔后以一种羞涩和歉然的口吻道：

“任他们瞎胡闹去罢。我们，尤其是我和你，现在似乎应该说点什么才是。唉唉，谁叫我们都是重庆谈判的代表，商谈过去，商谈过来，最后商谈出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呢？”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道：

“政治协商会议自身并没有错，倘使这次会议开得成功今后全国人民就真能在和平，团结和民主的空气中生存、发展、壮大。作为代表，能够躬与其事，该是多么大的荣誉，多么重的责任呵！可是，错就错在有人在操纵这次会议，利用这个特殊舞台，公演着他们骗人的把戏。老实说，这在我们的会谈之中，倒是始所不料的……”

“这样好不好？”邵力子突然建议道，“下午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大会，为了把小组讨论引向正题，你和我都在大会上发个言，谈一谈国共会谈的经过，当然，根据大会的日程，这个内容的报告由我来作，而且我也有了书面的准备，但是，确乎考虑到会议的实际情况，所以我将请示蒋委员长，下午的报告请你先作，你讲完了我再讲，也算是对会议的良好气氛的一种烘托，一种圆满成功的象征嘛！”

周恩来点点头，居然答应下来。

而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下午的大会刚开始不久，他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去了。

没有讲稿，但他有声有色，不卑不亢：

“各位先生，关于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我本想邵力子先生一定会先作详细报告，今天临时要我先作报告，因为若干文件不在手头，所以我不预备多所叙述，这是要请各位原谅的，不过各位假使有所询问，我一定据我所知的答覆各位。国共会谈的历史甚长，中间经过九年之久。九年之中，本人除去极短的一个时期以外，几乎全部参加。今天抗战已经胜利，和平阶段已经开始，我不想把过去抗战八年中国共会谈情形在此报告，只想就八年国共会谈中间一些方针的问题说一说。”

台下鸦雀无声。不知为什么，在众多的伸长了脖子的代表中，唯有邵力子的脖子伸得最长，耳朵也竖得最直。

周恩来的声调却是平缓的；

“在抗战开始以前，中共代表与当时的政府代表曾有会谈。所谈的中心问题，也同今天一样，同样是和平，是民主。所不同的，当时是要停止内战，团结抗战。而八年以后的今天所要求的是停止内战，团结建国。抗战以前，彼此希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目的达到了。因此我在这个地方报告的时候，有着同样的信念。现在一定能达到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目的。九年来我参与商谈，两次提出同样的要求都实现了停止内战。虽然一方面是感慨万端，另一方面觉得两度达到目的，首先为中国人民着想，就个人而言，也觉得获得安慰了。”

邵力子眨巴着眼睛，不知是为少听到一句而懊悔，还是为多想到一些而忧虑。总之，他似乎有点儿坐不住了。

周恩来则岿然不动地站在那里：

“据此，我感觉关于抗战中商谈经过的报告，只须举出一点来说明。最初商谈时的原则，既然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战，所以在抗战持久以后的商谈，便多限于局部问题的解决，如陕甘宁边区问题，敌后抗日军队的承认与编制问题，同时提出人民自由权利的要求。其时，政府方面也得出一些答覆，因为彼此意见距离尚远，所以没有得到解决——”周恩来的嗓门突然提高了：“而在最后一个时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中共方面再次提出解决全局问题，即是在三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参政员代表中共方面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参政会后又经过几度商量，在政府方面，认为这种主张要动摇政府的法统没有接受。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纠纷继续，也就埋伏下抗战以后发生不幸的内战的根源……”

邵力子现在开始感到后悔了，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他的邀请，才给了中共首席谈判代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舞台。

周恩来继续着他的报告：

“抗战胜利以后，新的时机来临，蒋先生三次电邀毛先生，毛先生应邀来渝，就开始抗战以后新的商谈。这一个时期商谈的原则，是从一般的谈到具体的问题。在彼此商谈中，已经得到同意的记录下来，没有得到同意的继续商谈，而后遂有双十节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签订——”

周恩来停顿片刻，然后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公开揭露国民党的决定：

“当然，其中还有几个主要的问题，政府方面认为不必发表，因其至今未能解决。例如关于进兵问题，政府军队要求开赴一切敌占区受降，中共方面则要求有些原来中共领导的武装在那里活动已经解决了的敌占地区，或已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包围的敌占地区，希望在受降问题解决之前，双方部队都暂驻原地不进。因政府方面未能同意，所以会谈纪要没有列入。很清楚的，会谈纪要公布以后，冲突不仅在继续，而且在扩大其根源即在于此！”

邵力子这才真正慌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