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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我无法向你描述那种英雄主义 为救援盟军飞行人员开辟了一条逃生救援线（第2页）

盟军的逃生者们都曾被多次警告：如果被德国人抓获，他们不能透露隐藏或帮助他们的人的身份和地点。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自己的姓名、级别和军中的序列号，就好像他们在战场上被抓获一样。但是，盖世太保审问时的极端压力对一些人来说难以忍受，与德·容一起被捕的一名飞行员最终说出了他的向导的名字以及那些掩护过他的安全屋的主人。

当三名美国飞行员被送往战俘营时，德·容则完全失踪了，像被占领的欧洲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一样，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消失在纳粹集中营的“夜雾”之中。

几周之后，盖世太保再次袭击了“彗星路线”，这次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的其他地方逮捕了近100名工作人员。设法逃脱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名28岁的女性，名叫佩姬·范·利尔（PeggyvanLier），她是德·容的密友和助手。虽然被盖世太保特工严加盘问，但她坚持说从未参与“彗星”组织。由于担心她会被再次抓走，朋友们将她送到了直布罗陀，再转乘飞机去了伦敦，詹姆斯·兰利正等在那里迎接她。他立即被这个红头发、蓝眼睛的比利时人给迷住了。他告诉后来的朋友们说，就在她下飞机的那一刻，他爱上了她。他们两人在第二年结了婚，后来生了五个孩子，并在萨福克平静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利尔很幸运在该走的时候走了。就在她抵达伦敦几个月之后，“彗星”又一次遭受打击，而这次是因为一名在巴黎为盖世太保工作的法国人的出卖。德·容的父亲是法国首都“彗星”组织的负责人，被捕的人除他以外，还有德·容的妹妹以及其他几十名组织的成员。最后，包括德·容的父亲和妹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被处决了。

兰利后来指出：“‘彗星’似乎无法生存下去了，然而它令人难以置信地活了下来。尽管它损失了组织创始人和其他许多关键成员，但‘彗星’自身有能力重建自己，获得新的信使和向导的帮助，设立更多的安全房屋，并继续护送盟军人员返回英国。”

尽管还会遭受更多的损失，但“彗星”路线继续着它的救援行动，直到1944年秋天比利时获得解放。在彗星存在的三年中，她们护送了800多名机组人员，其中大部分很快就回到了军队。而其中有118人是由德·容亲自护送前往西班牙的。

虽然它们是最大并最知名的逃生路线，但“彗星”和“帕特·奥利里之路”在西北欧地区并不是进行救援工作的唯一组织。在那里运作的还有其他几十个小一些的团体，其中大部分像“彗星”一样是由妇女组织和管理的。不过，法国的“玛丽?克莱尔路线”的创始人却是独自一人运作的。

艾雷·尼夫称米勒维尔伯爵夫人玛丽·林黛尔（MaryLindell）是“军情九处历史上最具个人色彩的特工之一”。这个说法并不能完整地描绘出她的形象。林黛尔是一个优雅、专横、直言不讳的女人，对冒险充满**，这很适合与盖世太保或像克劳德·丹西那样的人打交道。一位在工作上帮助过她的天主教神父曾宣称：“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玛丽?林黛尔是一个伟大的男人！”

尼夫和兰利在1942年7月27日第一次听到林黛尔的名字。当时英国驻巴塞罗那的领事馆通知他们：一名英国女子刚刚从法国抵达西班牙，要求军情九处把她派回法国成为新的逃生路线的组织者。一个星期后，她来到兰利在伦敦的办公室，接受他和尼夫的面试。在门口迎接她的尼夫回忆说：四十出头的林黛尔穿着一件法国红十字会的制服，上面别着几个英式和法式的饰物，“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尽管态度粗鲁，她依然是美丽的”。当他把她领进办公室时，他立即意识到“她习惯于自作主张……她的语气完全是英国式的专横跋扈，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看门的门房”。

出生于萨里一个富裕家庭的林黛尔，很乐意接受尼夫对她的评价——“无畏、独立，而且非常傲慢”的合成物。事实上，她就是这样描绘自己的。她后来说：“我的教父去世后，给我留下了相当多的钱，所以我就真的变得很独立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傲慢并独立。因为从15岁起，我就不知道钱是什么，它就在那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林黛尔前往法国，自愿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她在前线包扎所和野战医院照顾盟国军队的伤员，经常陪同医护兵前进到距离德国战壕只有几英尺的前线治疗受伤的士兵。她被誉为“英国宝贝”，并因战火下的英勇而被授予法国军功十字勋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她嫁给了一位法国贵族。那位贵族受伤的时候，她曾经看护过他。作为有三个孩子的米勒维尔伯爵夫人，她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林黛尔也组建了一个女人的逃生路线。她曾把英国军官藏在自己的公寓里，然后开车带他们越过维希边境，最后开到马赛交给后来的“帕特·奥利里之路”的人。她从德国官员那里获得了必要的许可证和汽油券，声称她需要那些东西为她的红十字会工作。后来她发现，德国军方“非常喜欢有名的人，特别是穿着制服，上面有很多勋章和绶带的人”。

当然，巴黎的盖世太保并不那么糊涂，对不断进出她公寓的人员产生了怀疑，并于1941年1月逮捕了她。当审判结束时，林黛尔得到了极为宽松的判决，她被判处在巴黎的监狱中单独监禁九个月。她回忆道：“我感到这极其荒谬！所以我向德国法官说：‘这将给我足够的时间和阿道夫生一个孩子。’”她的律师和翻译听了这话后几乎昏了过去。当法官要求知道她说了些什么的时候，她的律师在翻译回答之前先跳了起来，并大声说道：“被告人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她认为判决是公平的。”

在服刑之后，林黛尔被释放了。虽然决心继续她的逃生路线活动，但她知道不能在巴黎这样做下去了。她决定逃往英国寻求训练和其他帮助，使她能够在法国的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

尼夫和兰利对她的前景都不看好，并坚决反对派遣任何已经暴露的人回到被占领的欧洲的想法。兰利说，这样做会“危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他和尼夫认为林黛尔是一门管不住的大炮，很难与她相处。兰利感到特别恼火的是，她“在对付难缠的男性时更喜欢使用战斧而不是通常的女性魅力”。在与林黛尔第一次见面后，兰利向尼夫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想要一大杯威士忌加苏打。”

林黛尔决心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她拒绝接受军情九处的意见，并将继续争辩直到让她返回法国。无奈之下，尼夫和兰利只得向克劳德·丹西求助，丹西同意由他来告诉她不能再回法国。然而在他一生中，丹西遇到了一个像他一样顽强和固执的人。当他指出只是想挽救她的性命时，林黛尔反驳说他唯一想要挽救的只是他自己的名声。丹西在与林黛尔会面以后告诉兰利说：“尽快地把她送到法国去吧。”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她于1942年10月被送回法国西南部利摩日附近，去建立一条新的逃生路线。艾雷·尼夫在护送她到机场去的时候发现，其他人对林黛尔有着与他和伦敦的同事们截然不同的看法。当她被介绍给年轻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说将载她飞跃海峡时，飞行员握着她的双手说：“我只想对你说谢谢你去那里……所有的男孩们都非常感激你在做的事情！”

回到法国以后，林黛尔发现自己还在伦敦的时候，已被德国人判处死刑。她把自己的身份改成蒙西伯爵夫人，在集镇吕费克的一家小旅馆里租了几个房间，作为她新的逃生路线的总部和集中点，并称之为“玛丽?克莱尔”。在第二年的一整年里，盟军的空军机组人员被林黛尔的伙伴带到吕费克，然后被护送跨越比利牛斯山到西班牙去。

“玛丽?克莱尔”逃生路线最为人所知的，是拯救了英国突击队最为大胆的一次军事突击行动——“弗兰克顿行动”的幸存者。1942年12月，一小队皇家海军突击队员乘坐独木舟，顺着一条通往波尔多的河流，划向停靠在那里的五艘德国军舰。他们把炸药贴上了军舰的舷边，然后将它们引爆，造成了军舰的严重损坏。虽然大多数突击队员在战斗中被淹死或被俘，但有两人逃脱了。他们按照在伦敦接受的指示，走了近100英里去了吕费克，并在那里与“玛丽－克莱尔”逃生路线的特工接上了头。

林黛尔在几天前的一次自行车事故中严重受伤。五根肋骨骨折，头部也受了伤，当时正住院治疗。但是，当她的一位特工告诉她关于突击队员的事情以后，她坚持要离开医院去指挥救援行动。

在突击队员和几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起出发去南方之前，林黛尔告诉他们：“我们对我们护送的英国人只有一个规定：没有女孩。从过去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一旦遇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一切都会搞砸。所以我们必须阻止她们靠近你们。”她和她的组织兑现了承诺，把他们安全地带到了西班牙。

林黛尔运作她的路线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但在1943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她是在去南部的一次旅行中在一个火车站被捕的。在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她设法转移看守她的警卫的注意力，从火车上跳了出去。然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德国人开枪打中了她的头部和脸颊。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活了下来。经过多次手术以后，她于1944年9月被送到柏林北部拉文斯布吕克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这是唯一一个专门关押女性囚犯的集中营，建在海因里希·希姆莱拥有的领地上。战争期间被关押在那里的132000名妇女和儿童中，有超过70％的人死于饥饿、折磨、拷打、上吊、射杀、可怕的医学实验和在1944年11月新安装的毒气室。

从到达拉文斯布吕克的那一天起，林黛尔就拒绝遵从命令。这毫不奇怪，她被称为“那个傲慢的英国女人”。集中营的官员似乎也像她在军情九处的上司一样，对她傲慢的进攻性言行感到畏惧。

由于她有护理经验，林黛尔被分配到了集中营的医院。她在那里偷取了只对德国人发放的药物，并将它们用在了几名囚犯的身上从而救了他们的命。战争临近结束时，瑞典红十字会安排从拉文斯布吕克撤出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囚犯。林黛尔胁迫集中营指挥官将营内所有的英国妇女也列入撤离名单内，其中有好几名曾参与过法国的抵抗运动。23岁的伊冯娜·巴登（YvonneBaseden）是特别行动处的一名特工，当时正患上了危险的结核病，林黛尔坚持把她从医院里要了出来，并乘上了撤走的巴士。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另一个从拉文斯布吕克解放出来的脸色苍白、消瘦，如幽灵般的囚犯是德·容。尽管在1943年被捕之后坦承自己创建了“彗星路线”，但她设法避免了被处决，因为德国人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漂亮、娇嫩的年轻女子能够策划出这样复杂的运作。

战争临近结束时，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帮助被击落的盟军空军机组人员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根据军情九处的统计，在那些国家里大约有12000人曾经参与了救援行动，而其他的统计数字则要远高于这个数。

另一方面，军情九处向盟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和轰炸机机组人员介绍了在被击落的情况下如何逃避捕捉，并寻找救援人员。他们都得到了一个指南针、将飞越的国家的丝绸地图和其他在寻求救援时赖以生存的应急物品。他们被告知：如果被击落，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尽快摆脱降落伞并清理着陆地点。

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当在比利时、荷兰或法国北部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时，许多人会跑到外面观看天上飞过的庞大的机队。如果看到有降落伞降下来，看的人就会跳上自行车，或者跑着奔向降落伞着陆的地方，希望在德国人到达之前赶到那里。

1943年2月，一名美国飞行员在对法国圣纳泽尔港空袭后的归途中被击落，当他跳伞后即将着陆时，看到好几名妇女正向他冲过来。同年8月，在布鲁塞尔附近被击落的两名美国飞行员每人都受到数十名比利时人的欢迎，并随后被转送去了逃生路线。

在同一月里，在法国小镇图卢兹附近被击落的另一名美国飞行员在接近地面时看到有将近30名法国人向他跑来。他们立即取下了他的降落伞，脱去了他的制服，并让他穿上便装。他说：“在四分钟内，我就变得看上去像是周围来救我的任何一个法国人了，我的飞行服和装备也都不见了。”

在比利时，有一名妇女因为协助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逃生而在德国集中营被关押了三年多。她在50多年以后说，她从不后悔和比利时抵抗运动的其他成员为帮助盟军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参加聚会的飞行员都觉得他们怎么感谢我们都不够。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现在可能都成了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