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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我对欧洲的建议团结起来 战后的欧洲团结在一起（第1页）

第29章　我对欧洲的建议……团结起来！战后的欧洲团结在一起

1942年春天一个雨日的早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流亡政府的代表聚集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了一次会议。那时，盟军的前景似乎和伦敦的天气一样阴郁：苏联似乎已接近失败的边缘，而美国和英国仍处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动进攻后的恢复阶段。但是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卢森堡人坐在一起开会并不是为了哀叹眼下的艰难，他们确信盟军最终会取得胜利，他们在那里是为了规划战后的未来。

这三个小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在西欧的边缘聚成一块，它们摇摇摆摆地位于两个欧洲大国——法国和德国之间。和挪威一样，他们在战前诚挚地坚守中立；但也和挪威一样，德国入侵他们国家使之对中立的信守感到彻底的失望。

他们相信只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紧密联合起来，才能让他们的国家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所有西欧国家形成紧密的联系，也许可以再次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且安全可靠的防御“堡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个流亡政府决定带头发起一个新的联盟。

1944年9月，在经过多次谈判之后，他们签署了《比荷卢经济联盟条约》（以下简称《条约》）。《条约》将取消所有在他们国家之间进行的货物交换的关税，并建立一个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共同关税。该《条约》还为最终的人工、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个于1948年生效的开创性的《条约》，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帮助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和它的未来。这是对“欧盟运动”的第一次激励。不久之后，《比荷卢经济联盟条约》就成了西欧随之而来的更加革命性步伐的催化剂。

比利时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是推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斯帕克被称为“欧洲先生”，他与法国的让·莫内特和罗伯特·舒曼（RobertS）等先驱者一样，是建立“欧盟运动”的创始人。由于斯帕克的密切参与，他的家乡布鲁塞尔成为北约和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多个跨国组织的总部所在地。

对于一个在战争开始时犯下重大错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转变。斯帕克在战争初期所犯下的错误很多：他曾经虚妄地指责利奥波德国王叛国；他曾敦促比利时在1940年底向德国投降；他最初拒绝去英国继续他的国家的战时抵抗。但当战争结束时，斯帕克成功地带领比利时民众阻止了利奥波德国王重返王位，他再次成为国家的一根“避雷针”。当1950年国王获得全国公民投票批准恢复统治之后，斯帕克和其他左翼领导人策划了一场新的运动来阻止，这引发了一次全面的政治危机。发动的总罢工很快就转变成为暴力行动，布鲁塞尔和其他城市爆发的骚乱导致了多人死亡。面对比利时濒临内战爆发，利奥波德国王终于屈服于压力，被迫让位于他的儿子博杜安亲王。

纵观他的政治生涯，斯帕克就像是“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Dr。JekyllandMr。Hyde）的现代版。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是对抗和分裂的象征；但他却在战后为抚平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并把他们汇集在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能从政治煽动者转变为国际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在伦敦待了三年。由于他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新的关系，他以前对世界的狭隘看法也变得更加国际化了。他甚至试着学说英语，在抵达英国之前，他是坚决拒绝那样做的。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英语。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很像马克思兄弟（Marxbrothers）中的一个，假装在用外语说话”。斯帕克自己也曾经说过：“人们经常告诉我，我外表看上去像温斯顿·丘吉尔，但一开口说英语就像查尔斯·博耶（CharlesBoyer）。我希望事情要能反过来。”

战时的伦敦恰好成了欧洲合作的完美温床。斯帕克与来自欧洲各国的官员以一种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方式工作并交往着。由于他们在英国首都长期居留，使他们过去那种仅限于本国的狭隘关注点有了很大变化，并让他们形成了紧密的个人和官方联系。当战争结束后，就从中结出了丰盛的果实。历史学家罗伯特·W。艾伦（RobertW。Allen）写道：“如果把欧洲共同体与建一所房子相提并论，那么战时流亡政府在伦敦合作的那几年就是在打基础。”

对于斯帕克来说，他已痴迷于欧洲的融合。1944年，他注意到了一名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在被盖世太保处决前，在她牢房墙上潦草地写下的最后遗言：“我为你们打开了一扇门，任何人都不应把它关上。”斯帕克宣称：“当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必须把欧洲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之间再发生战争。不然的话，我们将会毁灭我们的文明。”

然而，即便他们在为建立欧洲联盟而奔波，斯帕克和“联盟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也渴望与英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战时他们在英国遇到过极大的困难，但各国流亡政府都清楚地知道：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是英国给他们提供了避难之地。他们的国家对英国的亏欠是难以言表的。事实上，正如一位荷兰官员所说的，许多欧洲人都希望“我们最亲密的战时盟友和朋友——英国不仅能参与欧洲的合作，而且能够发起这场运动”。然而，只有当英国同意放弃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或用斯帕克的话来说，“接受自己同属于欧洲的看法”时，这种合作才有可能。

欧洲人期待着温斯顿·丘吉尔，那个在1940年迎接他们来到英国的人能带领他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站在一起。起初，情况看上去似乎很乐观。丘吉尔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他所说的“欧洲合众国”，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与他的政府成员多次讨论过围绕这个想法的各种可能性。对安东尼·伊登来说，他设想了一个由“国际警察”部队守卫的新欧洲，“国与国之间的障碍将大大减少，旅行也将不受任何的限制”。

在失去了1945年的大选之后，丘吉尔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欧洲统一的运动中。在一篇“让许多欧洲人感到有希望并热情高涨”的演说中，他说道：“当纳粹力量被打败的时候我曾问过自己，我能给我们备受**、疲惫不堪的欧洲大陆同胞们提供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我对欧洲的建议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团结！”

1949年，丘吉尔帮助建立起了一个名为欧洲委员会的多边组织，那个组织的总部位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市。组织的十个成员中有英国和五个在战争中受其庇护的国家：法国、比荷卢三国和挪威。然而从一开始，委员会存在的理由就是不清晰的。它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是一个辩论的场所，没有权势也没有权威来采取行动。

斯帕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开始对主持批准“没有机会实施的欧洲一体化宏伟计划”那“装腔作势的庄严”的投票表决感到厌倦。1950年初，他曾大声呼吁：“我很佩服那些面对欧洲现状仍能保持冷静的人……他们过去五年来一直生活在对苏联人的‘恐惧’和对美国人‘慈悲’的依赖之中。面对所有这一切，我们依然能保持冷静，好像历史就停滞在那里，好像我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去耗费……抛弃自私的民族主义观点吧！”

斯帕克和“联盟运动”的其他积极分子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丘吉尔虽然说得很好，但他并不愿意做任何具体的事情来使欧洲联盟成为现实，而且他和英国人也没有兴趣成为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丘吉尔战前在《星期六晚报》上撰写的文章中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和欧洲在一起，但并不属于它；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并不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对欧洲感兴趣并有关联，但它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关注。”

正如丘吉尔所看到的那样，英国的战后命运取决于它与美国的紧密联盟。他在1944年向戴高乐发出的强硬声明中强调了这一点：“每当我们必须在欧洲和公海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们总是会选择公海；每当我必须在你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会选择罗斯福。”

当然，他对欧洲事务的冷漠也是有原因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就一直不愿介入欧洲大陆的纠葛。同时，这也与他和他的国家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英国作为世界强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它已经在战争中破产了，帝国即将坠落。然而，当英国人的脑海中还记着它是盟军三大强国之一的时候，是不会接受任何放弃国家主权的提议的。用未来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话来说，英国无法满足欧洲要英国“放弃过去的伟大的孤立”的要求并加入欧洲大陆联盟。

此外，对英国僵硬态度的又一种解释是它对战争的态度。对于欧洲人来说，“二战”是一场永远不能再次发生的灾难。对于既没有受到侵略也没有被占领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国家历史上最引以为自豪的时期之一——“一个全国和解并共同奋斗的时刻，而不是撕裂政府和国家的整体结构”。马克思·黑斯廷斯曾对此评论说，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视为“他们对自己伟业的最后一次欢呼，是纠正过去多次战后失误和失望的一次历史性成就”。

不管英国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是什么，欧洲各国的领导们觉得已经受够了。意识到英国永远不会在“统一联盟运动”中发挥带头作用，他们就在1950年自己主动采取了行动。站在最前列的是具有创造性远见卓识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莫内特。他在美国华盛顿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曾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经济顾问，也是促成极为成功的美国战时工业移民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

1940年时，莫内特认为戴高乐是一个“学徒辈的独裁者”，他不想与戴高乐发生任何关系。三年以后，他改变了主意，在将军的位于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里担任武器部部长。战后，莫内特作为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戴高乐重建法国经济的首席顾问。

1950年春，莫内特与法国外长、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罗伯特·舒曼联手，为欧洲引入了一个革命性的经济计划。莫内特和舒曼的提议要求将法国和德国的两个重点行业——煤炭和钢铁，在一个共同指定的中央机构之下加以整合。根据“舒曼计划”，两国将放弃对这些产业进行保护和补贴的权利，这将使两个国家都无法为武器生产那样纯粹的国家利益而使用这些材料。

到那时为止，法国人从未表现出有兴趣与以前的敌人和占领者和解。相反，它拒绝了任何以平等态度对待德国的想法。相比之下，莫内特和舒曼则打算把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舒曼的说法是：“两者拥抱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谁都无法后退去挥拳打倒另一个。”舒曼还说，新的煤炭和钢铁联合体将会对其他欧洲国家开放，“这代表着向欧洲联盟迈出的第一个坚实的步伐，这对维护和平是至关重要的”。由第一位战后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Adenauer）领导的西德政府同意参加谈判。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西欧邻国平起平坐了。

法国政府在公布这个计划时，有意怠慢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以报复他们在战争期间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不敬。它在正式宣布前一天才通知了美国政府，并完全没有提前通知英国政府。

法国人要求有兴趣加入“联合体”的国家必须在1950年6月2日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不能加入。英国的领导人们几乎都反对这个主意，所以就拒绝了邀请。他们的拒绝将会使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onyBeevor）和阿泰米斯·库珀（ArtemisCooper）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对欧洲大陆领导地位的任何企求在那一刻就都完蛋了。”

1951年4月18日，西欧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随着法德之间历史性的和解，欧洲向离开持续了几百年的毁灭性的“民族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1958年，保罗?亨利·斯帕克成了欧洲联盟下一个伟大里程碑事件背后的关键人物——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在斯帕克的诸多贡献中，他主持起草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要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个国家逐步废除经济壁垒。之后不久，当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接受新成员的时候，英国再次拒绝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