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总统要求马歇尔针对蒋介石通过赫尔利转来的备忘录,起草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陆军部作战司方面几易其稿,都表达了这么一种意思,认为史迪威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物,史迪威如果去职,美国援华及支持蒋主席的政策将受到影响。但这样的电报罗斯福都没有认可发出。
到了10月1日,孔祥熙见到了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孔祥熙指出任命史迪威为统帅,对于蒋介石的声望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损害,霍普金斯告诉孔祥熙总统已经表态,中国是独立的国家,委员长是中国的元首,既认为史迪威人地不宜,自应另选人员继任。
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约见了孔祥熙,表示同意蒋介石的要求,更换史迪威。10月6日,电赫尔利转呈蒋介石,接受他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并决定不再担负有关“租借法案”物资的事务,但让史迪威负责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的事务,因为将史迪威调离缅甸战场,将产生出乎于蒋介石意料的严重后果。
赫尔利将总统的电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根本不能容忍史迪威继续具有对中国军队的训练、掌握之权,他有一种除恶务尽的念头,绝不能让史迪威再待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仅是职务的调换实际上就没有达到惩罚史迪威的目的。针对罗斯福10月6日来电,蒋介石回电对派来的美国将领的条件限定为能够得到他的信任,明确史迪威已经不具备这个必须的条件了,故不能再授予指挥权,他一再要求将史迪威调回去,而不是改任一个专司训练中国军队的职务。
以后蒋介石仍不依不饶,将中国东线溃败的责任也加到了史迪威的头上。认为史迪威占用了所有的物资攻打北缅,由于东线没有了物资,造成了东线中国军队的力量薄弱,缅北的胜利与东线的失败相比是得不偿失。
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是赫尔利从背后捅了史迪威一刀。10月13日,他彻夜不眠,由他的副官马堪上校根据他的口述起草了给总统的电报,认为如果总统支持史迪威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会丢失中国,如果因为支持史迪威而使中国不能维持对日作战,历史将追究总统的责任。而且赫尔利认为这时辩论史蒋之间的是非曲直于事毫无补益。
赫尔利将丢失中国的责任问题摆到了前台,由于美国越岛战争的推进,和重型轰炸机的投入战争,美国对发挥中国战场作用的依赖大大减少,在这种时候维持中国战场到战胜日本而不至于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垮台或倒向日本一边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总统又面临着新的大选在即,因史迪威而将中国彻底失去,这将是罗斯福在外交上的失败,这将丢掉很多选票,甚至会产生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战争的进程和战后中美关系以及各种政治格局。
在这种压力面前,罗斯福只好向蒋介石让步了,让蒋介石自己提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候选人员,蒋介石10月14日提出了帕兹(Alexach)、魏德迈(AlbertC。Wedemryer)和顾律格(Kruger)三人作为他接受的人选。10月19日罗斯福正式来电调回史迪威,并将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二:中国方面由魏德迈兼任,印缅方面由索尔登指挥,并建议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以征求蒋介石的意见。
罗斯福在电报中实际上是驳斥了蒋介石对史迪威以缅北战场牺牲中国东线战局的责难,并再次强调了在缅部队和远征军保持继续对日军攻势的重要性。
蒋介石第二天回电完全同意,欢迎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授予索尔登指挥在缅华军的全权。
蒋介石为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授勋
10月19日,马歇尔在罗斯福的电报到华以前就向史迪威发出了有关情况的电报。史迪威接到正式召回他的通知后,在重庆停留了四十八小时,通知要求他四十八小时以内离开重庆,保密行程。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争执到底来源于什么?他为什么会被召回?被召回意味着什么?史迪威在他的寓所召集了白修德和《纽约时报》的记者阿特金森,向他们介绍了召回的实际情况,由于重庆不可能发表任何有关史迪威被召回的报道和评论,阿特金森决定立即飞回美国,将史迪威被召回的内幕向媒体和世人公开。
史迪威自己感到虽然去职已成定局,但是他仍有责任向美国的决策层提出最真实、可行的意见。延安观察组的军官们发回的信息,都十分准确而强烈地反映出那些能征善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愿意抗日的意愿,他们愿意在他的指挥下去战斗。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最害怕这些异己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崛起,形成对他的权力的威胁,所以尽可能地压迫和限制他们的军事行动。史迪威决定谢伟思和他一道回国,根据他在延安亲身体验和了解的情况和分析,以他那些说服力极强的报告为依据,去努力积极地说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
史迪威临行前专门向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发去了告别信,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朱德将军:
我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作战而感到非常失望。
您的约瑟夫·华伦·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
史迪威在离开重庆之前也向所有与他共事的有关人员致函告别,其中包括常常要置他于死地的陈纳德,他十分客观地评价他在中国的功绩,对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产生的敬慕而感到骄傲。
史迪威还专程前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处,向她告别。宋庆龄对史迪威为蒋介石所不容被召回而深感不平,为中国人民少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而伤心落泪,她希望自己能去华盛顿亲自向罗斯福总统说明史迪威遭遇的真相。
高斯大使也被通知其使命结束,他对自己任内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作为一名美国大使,任内不断有美国特使来重庆,他代表美国政府的职责无法履行,蒋介石根本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特别是赫尔利来重庆后,高斯大使的工作更是多了很多困难,白宫方面对他的意见也不重视,他对蒋介石认识的深刻性不亚于史迪威,只是他更加冷静和缄默而已。
史迪威日记手迹
蒋介石表示为了表彰史迪威在华所做出的努力,准备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但史迪威坚决地加以了拒绝,他私下里说他决不要那个劳什子。史迪威出于礼节,在宋子文在场的情况下与蒋介石作了最后的会面。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召回表示了遗憾,认为是由于他们间性格不合造成的。既然如此,不如分别两地,共同为抗战工作等等。而史迪威说话少而简练,他只请蒋介石记住他所作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说完“祝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便起身离去。
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由于保密的原因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送行。赫尔利也很难过,他向史迪威承认是他把事情弄糟了。何应钦在飞机起飞前赶到,他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向他还礼,史迪威并不想和他再谈什么,而是向四周看看,问道:“我们还等什么呢?”飞机赓即起飞。
被召回的史迪威在蒙特雷海边遛狗
与史迪威同机离渝的还有阿特金森。史迪威离开重庆后在昆明、保山和密支那等地停留了三天,他到前线看望了曾经倾注了许多心血培育起来的中国驻印军部队,他带着他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路浴血打回了缅甸,与中国驻印军全体官兵结下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友谊。这些意气风发的少壮军官和质朴无华的士兵们,他们一旦远离中国官场的腐朽气息,就是那么的如龙如虎,所向无敌。这些军人都像是他的孩子一样亲切可爱,他在他们当中就像慈父般被爱戴着、被崇敬着,他事先就得到了不许与中美官兵正式告别的警告。他就像以前到前线视察一样和他们相处和谈话,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令人相当难过的。
从印度利多经缅甸至昆明的公路被蒋介石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当史迪威离开以后,很多中美官兵才知道了他永远地离他们而远去,无数像雪片一样的信件从中缅印战区飞向暂时在家赋闲的史迪威,那些他不曾想得到的赞誉和感激之情让他感怀万千。
新一军第50师师长在信中写道,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因修筑“史迪威公路”而名满中国的皮克将军在信中写道:“我以前从未为一位长官的离去感到遗憾过,但我为离开您感到遗憾。”
中国人在信中说,他们感到史迪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而美国人则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人:“我们的乔大叔”。
在中缅印战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十四行诗——《敬礼》:
你们看,一个敏捷幽灵般的身影,在利多公路上飞奔,——他歪戴着军帽驾着吉普车向孟拱呐喊驶去我们齐呼“看到了吗,他没有从这里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