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惊蛰春分,四月清明谷雨”。天气逐渐暖和,蛇又开始活动了。
生产队派我看柴山,真是一举两得,既挣工分,又捉蛇卖。活蛇不能打伤,打伤不收,收去运不拢药厂,将死于路途。
我带上两根长约三尺、细如手指的小棍,边走边打草惊蛇,把蛇赶出来。蛇见了人,立即扭头逃窜,我放开大步赶上去,伸右手小棍压住它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左手小棍换压住蛇颈——必须压蛇颈,然后,右手擒住蛇颈,就往公社供销社送去。
蛇的颈部被我擒住,不能扭头咬人,它就不断地吞吐那细长而鲜红的蛇芯子。它那通体冰凉而有力的长长的蛇身,缠在我的右手胳膊上。这时,我感觉到一股透心的冰凉,将我的胳膊逐渐箍紧,在暗中加力!加力!再加力!!要迫使我松手。我故意和它斗劲:先憋足气,然后突然发力,胳膊用劲一硬一憋,蛇箍立即松退……
六月初的一天傍晚,晚霞正红。我卖掉蛇,扭头看见刘在贵正从一辆车上下来,我赶紧拦住他。
“老刘!从厂里回来。有消息没得?”
“有!而且是好消息。我们基建有两个名额,一个是你,还有一个转业军人。”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招工表,“你拿回去填好,立即送过来。再带点钱来,我好支付建房的工匠款。”
社员来捉下蛋鸡,我好心疼。为了钱,赔着笑脸让他们捉。凑上冒着危险换来的捕蛇款,带上填好的招工表,用压倒一切的喜悦心情,又一次去看刘科长的笑脸。
好景不长,乐极生悲。一星期后,我到永安赶场,碰上家住烟溪公社、也在达钢基建科工作的李干事。他告诉我:招工是假的。在我之前,刘在贵已经骗了好几个人。“厂办”正在调查刘在贵的问题。
我好痛悔!立即返回生产队,面带愠怒地找到刘在贵,把事情当面揭穿。他见我已知道事实真相,随即原形毕露,一张笑脸瞬时变得狰狞起来。
“要钱没得!你要干啥我都奉陪!”他仗着块头高大,蛮不讲理地说,“明天我回达钢,反正家中没有值钱的东西。”
“好!有胆量。三个月内约你决斗!”我丢下一句话,扭头就走。
我给达钢厂办公室连发几封信,详细地揭露了事实真相(后来,达钢开除了刘在贵)。我又给公社武装部景田瑞部长当面汇报,又在五、六大队的干部、社员中广泛宣传,博得同情和支持。我相信“哀兵必胜”。
我小弟其林接到信后,从重庆火速赶到通江,带来了我写信要的短铁管、风窗挂钩、铁砂子。
我们将铁管的一头烧红打细,打拢,冷却后,将打找的铁管头磨出能看到针尖大的一个小洞,再用螺丝帽箍住。将风窗挂钩斩断,制成撞针。用粗铁丝制成枪身和发动弩,再用黑胶布将枪身、枪管固定缠紧,配上宽皮橡筋,一支火药枪就完工了。
“一硝二磺三木炭”,谁都知道是制火药的土方法。偏偏我们附近几个区,都没有硝酸钾卖。我分析它的化学分子结构,决定用高锰酸钾替代。
把木炭粉、硫黄、高锰酸钾按多种比例组成配方,在桌上顺序排列出各种样品,用燃烧完的火柴梗那极弱的微红,去触发、测试各配方的灵敏度和强度。
我不断地试验,想找出最佳配方来。突然,一种配方一触即发,它的快速、强烈使我来不及闪避,瞬时,将我的眉毛、胡须、额前头发一燎而光。幸而样品量少,没有灼伤面部真皮,但也成了“红脸关公”。
我们把“纸火”嵌进火药枪的螺丝帽中,将少许黄磷灌进枪管,抖进底部针尖细孔。再装进土火药和铁砂子,扦实后用纸团封堵。然后插在腰里,带上装备用药的挂包,钻进柴山中,极其认真地练习枪法……
不到三天时间,就收到社员带回来的景田瑞部长的便条:“听说要决斗,我反对。追款的事,多想想办法。”看后,我左思右想,最后写了一张便条送交刘妻:“通知刘在贵,一星期后,前来揭瓦卖钱。”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清晨,观天后,确定不会下雨。五大队四十多位社员,在与我交情最深的何文裕队长带领下,清一色的竹编大背篼,再扛上三架柏木梯子,浩浩****地向六大队开拔。
我和小弟赶到队伍前头,指挥社员将刘在贵的三间新房团团围住,然后架上木梯,准备上房揭瓦。果不出所料,刘在贵从达钢赶了回来。这时,他从老屋里出来,手里提着把板斧。
“刘在贵!莫要提劲!有胆量只管来。”我小弟其林说。我俩同时拔出火药枪四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刘在贵。
我俩拦阻在中间,距刘在贵四五米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他稍有动静,我们必将先发制人。
“何队长!你带着大家干。”我头也不回地喊着。
刘在贵没有想到我会破釜沉舟,更想不到我能调动众多的本地社员——我是生产队会计,和社员关系好。他表情愕然,脸色由紫红变为惨白。
“算了。还钱!”眼看着社员上了房,刘在贵终于软了下来。话刚落地,就悻悻地将斧头砍在木桩上,随即朝刘妻挥一挥手。刘妻怏怏地从怀里摸出早有准备的钱款。
为了放松绷紧的心弦,为了遏制沸腾的热血,为了宣泄莫须有的狂气,我和小弟朝天鸣枪!鸣枪!再鸣枪!!
枪声过后,那冒着青烟的、圆圆的、黑洞洞的枪口,仿佛是这场招工闹剧的终极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