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友方说:“我当时在2号发射场组织人员分析故障。头一天听说找到残骸,确认一二级未分离,和遥测判读的数据相吻合,而且知道没有飞出国境,大家松了口气。第二天,听说遇到沙尘雪暴,大家都很揪心。第三天,就听说牺牲了两个人,大家都十分悲痛。”袁友方问阙昕飞,“我记得木林森是你的同学吧?”
“对。我们班级一共来了10个人,他是第一个牺牲的,卢大捷第二个牺牲。”阙昕飞沉痛地数了起来,“为导弹与航天事业献身的,光我们发射中队就有不少。中队长王来喜因为抢救战友而英勇牺牲。副中队长刁弋新接爱人随军的第一天晚上,因为煤气中毒,夫妻双亡。战士易浩妙因饥饿过度,一次饱餐后,引发胃大出血,不治身亡。卢大捷新婚第二天在验收2号发射场四氧化二氮库房时,被烈火烧死。前不久13号弹药库爆炸,一下子又死了17人。”
凌副主任慷慨激昂地说:“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牺牲了无数先烈。在咱们‘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中,也同样牺牲了不少同志。像王来喜、卢大捷、木林森,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咱们要给这些英雄树碑立传,而更多的同志是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也牺牲了家庭,牺牲了爱情,牺牲了幸福,慢慢地消磨着自己的体力和精力,积劳成疾,最后耗尽了生命。这些同志咱们也要记住他们。”
“是的。”任光敏说,“你说到后一部份的人中,尤其难能可贵。他们为了‘两弹一星’,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默默无闻地做出了毕生的奉献,假如到了解密的那一天,我看应该把他们的名字全部刻到共和国的丰碑上,让后人永远怀念他们。”
凌副主任说:“‘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无论怎么评论都不为过。毛主席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两弹一星’搞出来之后,他老人家就可以向全世界发表第二个宣言:中国人民从此站得更直更稳了!”
袁友方说:“太对了。要是没有‘两弹一星’,美国尼克松总统1971年能来中国访问吗?”
凌副主任感叹地说:“和美国、苏联相比,咱们还是落后呀!苏联加加林上天了,美国阿姆斯特朗还上到了月球。不过,咱敢说,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用不了多少年,咱们也会将中国人送上太空,也会实现‘嫦娥奔月’的梦想。”
“但愿这一天早点到来!”阙昕飞听了凌副主任一席话,恨不得立即见到天上飞翔着中国的卫星和飞船。他望着任光敏说,“任老总,中国导弹火箭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你是直接的参与者和亲身的见证者。我问你,我们现在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何种位置?”
“在苏联、美国之后,我们稳稳地处于第三名。”任光敏自豪地说,“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9年2月1日,美国发射了他们的第一颗卫星。接着法国于是1965年11月26日发射了他们的第一颗卫星。小日本于1970年2月11日发射了他们的第一颗卫星。我国的东方红1号卫星只比日本晚了两个多月,钱学森当时感到十分惋惜。但是,我们的第一颗卫星比他们前四名的总和还要重。我们昨天又发射成功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这是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能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卫星发射上去不容易,让它回来更难。可以说比关公当年‘过五关,斩六将’还要难啊!卫星从正常的环绕轨道,转变为返回轨道,要过调姿关、制动关、防热关、软着陆关和回收关,每一关又有很多难题,涉及到复杂的跟踪测量、姿态控制、反推减速等等。”
阙昕飞问:“明天的返回有把握吧?”
“把握很大。举个例子吧。返回最后阶段,4顶降落伞要依次打开。为了解决返回降落伞的问题,我们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设计了几种方案,做了大大小小几百次实验,解决了数以百计的难题。应该说是万无一失。我们就等着回收的胜利吧!”任光敏说,“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预示着我们具有返回着陆的航天器,进而就可以研制载人飞船。凌副主任刚才说将中国人送上太空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了。”
阙昕飞问:“要多长时间?”
任光敏满怀信心地说:“我估计要20年吧!最迟不超过30年。”
说话之间,飞机已经飞过“千里冰封”的巴丹吉林大沙漠,穿越“万里雪飘”的巍巍祁连山脉,跨过“顿失滔滔”的九曲黄河,经过“山舞银蛇”的秦岭山脉,进入了四川盆地,降落于川南军用机场。
预先进驻机场待命的回收测量站边站长、邢政委已经在机场等候。凌副主任、任副部长走下飞机后,立即被接到临时指挥所。边站长向凌副主任汇报了回收方案:“我们拟组成四个搜索回收队:第一队和第二队均为直升机回收队,每队15人,驻扎于川南机场。第三队为机动越野车队,驻扎距离理论落点5公里的黔北县茅东镇,现在已经就位。第四队也是机动越野车队,驻扎于川南机场待命。回收0时前一小时,两架直升机起飞,第一队飞往理论落点附近盘旋待命,第二队在川南机场上空盘旋待命。当目标出现时,直升机迅速飞往落点。发现目标后,机上人员降落,对目标实行警戒和保护。而两个机动越野车队,也迅速向目标挺进。到达后,对回收物进行检查,用汽车吊将卫星吊起回收。”
凌副主任问:“你们和军分区和县里都协调了吧?”
边站长说:“协调了。为了配合此次卫星回收,县武装部专门组织了一次演习,检查了通信线路情况。返回期间的前后3小时,对重点路段派出民兵站岗守护。为了避免卫星落下时误伤老百姓,在返回前1个半小时,理论落点直径20公里的村民,统统疏散到野外。”
孙副司令问道:“看到卫星落下来,老百姓很稀奇,一定会涌到现场。你们准备怎么警戒?”
边站长说:“我们直升机上的人员一下飞机,就把目标包围起来,拉上警戒线。”
孙副司令问:“几个人?”
边站长说:“每架飞机上13名战士。”
凌副主任说:“太少了。再增加13名。另外,光我们警戒还不够,在50米以外还应该设第二层警戒线。可以考虑让地方民兵帮忙。”
边站长说:“好的。每架直升机上再增加一个班的战士。民兵警戒的事,我们马上和县武装部协调。”
凌副主任、孙副司令又提了一些技术细节问题,边站长、邢政委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凌副主任指示:“这次回收任务关系重大,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要以最快速度回收,完好无损运回北京。”
1975年11月29日,回收测量站的所有跟踪测量设备的天线对准了西北方向。
位于川南机场停机坪一侧的指挥车上,边站长对上正接受渭原指挥控制中心的指挥,对下和各搜索队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坐在边站长旁边的孙副司令和任光敏,听着上级和下级的指挥口令,心里正想像着卫星目前运行所处的位置。
“调姿。”
渭原指挥控制中心发出了卫星返回的第一道指令。测控站发出摇控指令,卫星调整成返回姿态。
“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