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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死里逃生创奇迹（第2页）

冯守义看看周围没有本村的人，冷笑了一声说道：“冬生，我可不能跟上你说假话，卖脑袋！”又转身对敌人小队长说，“这就是那个牛冬生。张玉龙死了以后，他就是暗民兵的头目。”

牛冬生气得大声骂道：“你这个狗杂种，你……”

冯守义接上说：“我怎么样？和你们有联系，给你们具过结。帮你们给八路军动员过公粮和军鞋……你向太君报告吧。”

那个仁丹胡日本小队长听完翻译之后，微微笑了笑。牛冬生这时才知道以前自己上当了。这家伙平素表面上是个两面派村长，而且装得好像只不过是敷衍敌人而已。那次敌人拷问张玉龙的时候，他求过情，张玉龙牺牲以后，他主动救济过烈士家属，村里有的人被抓到据点里，他还保释过……没想到原来这些都是烟幕弹，实际上却是敌人的一条忠实走狗。牛冬生想起这些事来，又悔又恨，不由得咬牙切齿。要不是两手被绑着，他真想扑过去先把这个狗汉奸揍死。

这时，桌上的自鸣钟敲了十二下。日本小队长咕噜了几句日本话。翻译说：“先押起来。吃完饭再审问吧。”

二和尚立即就叫人把牛冬生押到院子东北角一间空房子里。把他吊在了二梁上，只有脚尖能点着地。他只觉得浑身酸痛，饥肠辘辘。心里又气又恨。他知道，他没有死罪，顶多是挨一顿毒打。可现在的情况是冯守义已经把知道的事向敌人告密了。显然敌人是要从他这里突破．把村里的抗日组织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这条地下交通线也就被破坏了。他知道，等敌人吃完饭，一定会严刑拷问他。他决心不暴露任何秘密，即使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果然敌人吃完饭以后，就来审问他了。除了二和尚以外，日本小队长带着翻译也来了。他们没有对他进行皮鞭抽、棍棒打，而是用烟头在他胳膊上、脖子里烫。追问他这支队伍究竟是八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牛冬生一口咬定他根本就没见过什么队伍。看起来敌人根本还没弄清这只是一些不带枪的干部队伍。并没有怀疑这里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牛冬生反而倒放心了。后来敌人又问他村里哪些人是暗民兵？和什么人联系？牛冬生仍然是一口回绝。这时敌人不再用烟头烫了，而是从大殿里找来筷子粗的一炷香，点着，从脖子里插到他的背后，香火头在他背上一点一点燃烧，发散出焦糊的气味。牛冬生痛得满头流汗，全身颤抖，但他只是咬紧牙关忍受，只是疼的“哼哼”，而没有大声哭叫，更没有讨饶。不管敌人问什么，他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了。敌人一直审问到半下午，也没有得到一句口供。后来敌人把人从二梁上解下来，准备带回据点去继续审问。这时冯守义走进来向日本小队长说：

“太君，要是留下这个活口，我在村里可就待不下去了！”

日本小队长听翻译说完，随即咕噜了几句日本话。敌人立刻就把牛冬生押到庙院大殿后边。这里原是西小院学校的操场，如今早已变成长满杂草的荒滩。牛冬生一来到这里，就知道自己的性命已走到了尽头，心里反而平静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张玉龙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可自己也并没有下软蛋，没有暴露任何秘密，总算对得起革命了。他忽然浮起了奇怪的念头：想看看敌人究竟是要刀砍还是枪毙。他一扭头，只见一个年轻的日本兵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水桶里蘸了一下，正要向他砍来。牛冬生向那个拿刀的日本兵瞪了一眼。日本兵在空中挥舞着刀子，“唔哩哇啦”叫喊着，下不了手。这时另外一个日本兵跑过来，拧着冬生的耳朵把他的头扭过去，冬生马上又转了过来……不知是因为他扭过头来不好开刀，还是敌人有点迷信——被杀的人看着就不下手。这样反复拖了很长时间，敌人的钢刀在水桶里蘸了好几回，在空中不停地挥舞，这时忽听日本小队长大喊一声“八格牙鲁”，大概是在骂那个年轻的日本兵。牛冬生刚一愣神，只觉得脖子里凉凉一下，脑袋里“轰”的一声，就失去知觉了……

这天，天还不明的时候，牛大婶已熬好了一锅米汤。这是半夜里儿子临走时候安咐下的，说有一支队伍要路过这里休息一下，可是一直等到天亮，她出去瞭哨了几回，也看不到有个人影。到吃早饭的时候，高二锁跑来告她说，冬生领着队伍去东山了。牛大婶这才放下心来。半晌午的时候，听说敌人乘橡皮筏子过河来了，正在挨门挨户进行搜查。先后来她家查看了两次，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牛大婶明知儿子不在家，也就没有在意。傍晚时候，马丽英来她家串门来了。实际上她是来探听消息。自从丈夫牺牲以后，她知道牛冬生就成了村里暗民兵的负责人。今天日本人来村里闹了半日，她诚恐冬生出事。她听牛大婶说冬生一早就领上队伍上东山了，这才放下心来，两个人刚说了几句闲话，马丽英正要回家，只见看庙的老宋慌慌张张送来了冬生的驴皮套裤，也送来了一个凶讯：冬生被敌人残杀了！要她赶快去收尸。

牛大婶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当即就晕倒了。马丽英也忍不住哭了，她强忍着悲痛，在老宋的帮助下，又是曲腿，又是切“人中”，半天牛大婶才哭出声来。立即就要去看儿子的尸体。马丽英忙搀扶着她，跟着老宋来到了文昌庙。正好碰到冯守义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冯守义叹着气向牛大婶说：

“唉！这可真是天外飞来的横祸！我怎求情，怎说好话，也没保住冬生兄弟的命。你只好认命吧！”说完就走了。

牛大婶在马丽英搀扶下，慌慌急急转到了大殿背后。只见乱草丛里趴着个人，两手倒绑在背后，后脑上、背上满是鲜血，把半个布衫都染红了。牛大婶不看面孔已经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她像疯了一样，甩开马丽英，一下子扑过去，抱着儿子的尸体嚎啕痛哭起来，从傍晚直哭到天黑。马丽英陪她哭了一大阵子，便劝她赶快回家去安排后事。牛大婶不理睬，披头散发，只是抱着儿子痛哭不止。马丽英没办法，只好留下她一个人，回村去帮忙张罗后事去了。

这里，牛大婶哭着，哭着，忽然觉得儿子在喘气，而且愈来愈响。起初吓了一跳，简直把她吓傻了，后来她确信儿子是活过来时，不由得又惊又喜。她没敢声张。正愁没办法的时候，马丽英领着冯二海、高二锁、二海嫂等几个人，提着灯笼抬着门扇来了。牛大婶一看领来的那几个人都是可靠的老邻居，也放心了，忙把这件梦想不到的事告了大家。大家悄悄商议了一阵，连夜就把冬生抬到南山里藏起来，连夜在地里堆了个假坟墓以掩人耳目。暗民兵们又通过敌工站，连夜找来个外科大夫，把牛冬生脖子里那条长长的刀口，收拾包扎了一番。大家日夜轮流守护。白天，牛大婶就到假坟墓上烧纸，哭泣。夜晚，有时是和马丽英，有时是和二海嫂，偷偷溜到南山里去送水送饭。冬生伤势很重，全身发高烧，整天昏昏迷迷不省人事。大家觉得就在山洞里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后来还是通过县游击队的介绍，这才偷偷抬送到东山里八路军野战医院。直到日本投降后牛冬生才回到村里来。

驮着邵大夫的毛驴跑到河边，自动站住了。牛冬生赶到河边，忙穿起驴皮套裤，还像接邵大夫来时一样，身子紧贴着驴头，紧握着缰绳，小心翼翼地把邵大夫驮过河。一上岸，邵大夫接着刚才的话又问道：

“你负伤以后，是不是藏在南山里一个土洞里？”

“我当时昏迷不醒。后来听我妈说在那儿躲过几天。”

“你这手术是我做的，没做好。”邵大夫不无遗憾地说，“线不够了，少缝了几针。结果留下这么长的伤疤！”

“邵大夫，你原来在八路军野战医院？怪我没认出来！”

“不。我没有参加过抗日，一直是在广济诊疗所。”接着他就谈起了那次做手术的经过。他说那天夜里，有两个带手枪的游击队员摸进他家，说是有人受了重伤，要他立刻出诊。他当时又担心，又害怕，又不敢拒绝。只好带了点简单的医疗器械，跟着他们溜出田平镇。他们把他背过滹沱河，引到南山一个山洞里，黑天半夜，又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他只好在手电照射下，把脖子那条又长又深的伤口消了毒，缝合在一起。天明以前，游击队又匆匆把他送过河。他这才偷偷溜回田平镇。这事他没和任何人说过。敌人也就没有发现找他的麻烦。

牛冬生一听说邵大夫是他的救命恩人。心情无比激动。忙说：

“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不知道该怎报答你才好！”

“报答？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好的报答！”邵大夫接着告他说，日本投降以后，田平镇和别的敌占区一样，也开展过反奸反霸斗争，有人揭发他曾抢救过被抗日游击队击成重伤的伪军中队长，还救护过被地雷炸坏的大汉奸谍报组长。他承认这都是事实，他说他是大夫，不管什么人找他看病都得看。当时就是抗日游击队找他看，他也一样认真治疗。他举了那次去南山做手术为例。人们问他伤员是什么人？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连找他的两个游击队员是那一部分的？他也说不清。人们都怀疑他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编的瞎话。幸好上边派来的工作队中，有个同志证明这确是事实。因为他当时在敌工站工作，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摸进据点请大夫，他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连他也闹不清伤员姓甚名谁，但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有力的证明，邵大夫也就没有挨整。最后邵大夫说：“你看看，这不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吗？”

牛冬生听邵大夫说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深深感到他的这条命是靠了亲朋、战友以及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帮助捡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