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着革命,为着打倒这最大的汉奸、流氓、特务头子和他的反动封建集团,为了全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水久和平,流出了他们最后的一滴血……
生命的消失,谁也不能把它拉转来;感情的留恋,反倒因死别更加深。我的一生碰到朋友牺牲的事多了,却没有感到象这一次的沉痛;一年来牢狱中的刺激也不少,但也以这一回为最深刻!我一动念,就想起他们;我一闭目,就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比生前更可爱,更伟大。我对他们的友情,比在他们活着的日子更加发展起来。
有两个夜里,接连我做着几乎相同的两个梦;一夜我看到他们五个人正在一个园子里散步的时候,突然一群野犬窜进来,围着他们咬,谢的腿被咬断了,朱的肠子被咬出来,其余三个人被犬咬倒在地上,还在继续被咬着。他们向我呼喊,我跑上去也立刻被这些野犬包围起来。第二天夜里,他们五个人被绑在一个村子中间,一座破烂的庙宇的柱子上,十几个凶恶的土匪,手里握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向他们的身上乱扎,他们大声地惨号着。我看到了,就在村子里一边跑一边呼救。等到我被睡在旁边的人摇醒了之后,看守兵也站在门外问着我:“余先生,你魇住了吧!以后睡觉不要把手压在胸前。”后来同屋的人告诉我:“你这两夜都是忽然地大声狂叫,这是积郁所致,还是把心放宽一点吧!”
中国革命阵营的英雄们,为了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英勇的斗争,前仆后继地斗争,谢士炎他们正是在这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他们在我们前面走着,是我们的先躯,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该追上的巨人!
他们是黑夜的明灯,天上的星光,将永久地照在人间,照在历史上,照在我们的心上。
他们的精神永远不死,永远地和我们,和我们的后一代,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地、永远地活在一起。
在他们被枪杀的第二天,天空流着一片热浪,我们在屋子里,感到气闷,身上燥得出汗。将到中午的时候,一阵狂风把院子里的天棚席盖,吹得翻过来,覆过去,壁架上的碎纸吹得满屋飞散,天上的黑云愈积愈厚,光线渐渐地昏暗起来,我们知道大雷雨将到了。不一会雷声夹着雨点象千万发炮弹射出来,地面浮起一层水纹,每一滴雨打成一个深窝。轰轰、哗哗一直的响着,这是千万人的怒吼吧!这是千万人的热泪吧!这是革命的巨潮,这是革命的进军!是时候了,天空啊!把你的裂口张得更大一些!豪雨啊!更有力地倾倒下来吧!我们的灵魂已经激恼了,我们的拳头已经握紧了,准备和你交流起来!冲击到人间!
……
其实我知道,许多写下这些“刑场纪录”和“死亡日记”的人,后来他们也牺牲了,于是他们想尽办法留下的那些片言碎语也就格外珍贵。也有许多革命者在牺牲前,以各种方式留下遗言和家书,或者是豪情冲天的诗篇。所有这些烈士的遗存,虽然如今已经被无情的岁月覆盖了不少尘埃,然而它们依旧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主人公李侠发往延安的那一份份情报一般,一直指引着革命队伍里那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前进步履,也照耀和引领着我们伟大的国家健步地前进在光明的大道上。而我知道,那个“李侠”的原型也是位革命烈士,叫李白,他就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党员,是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为了革命,他从延安来到上海,住在贝勒路(现黄陂路)48号三楼的一间14平米的小阁楼上,开始了白色恐怖下的情报工作。1949年5月7日,他被敌人秘密枪杀,此时距上海解放仅有21天。在李白牺牲前,他的妻子带着4岁儿子曾去监狱探望过,李白乐观地对妻子说:“不要为我难过,为革命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待革命彻底胜利后,你和孩子以及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那该有多好啊!”
一个身经百战、带着妻子和幼子的革命者,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阁楼上几乎是不分日夜地在孤军作战,而他那宽阔的胸怀里却想着“全国人民”的幸福与自由的生活!你能不为这样崇高的灵魂所折服吗?
在彩旗猎猎、五光十色、灯红酒绿、摩天大楼高入云霄、高铁四方奔驰、财富与现代化生活一浪更比一浪高地拥来的当今,我们是否应该静一静心,侧耳去聆听下当年烈士们曾经留下的某一句遗言,是否可以放一放手机,腾出哪怕是很少一会儿的时间去读一段那些沾着泪痕与血水的遗书,恐怕是一堂必不可少的人生精神与灵魂的洗礼课程。
那天我“打的”外出采访,在从静安区至长宁区的路上,见一个街口小公园边熙熙攘攘、很是热闹,举目看去,突然发现那小公园里叠立着一尊音乐家冼星海的塑像,于是赶紧让出租车司机停下,我说我要瞻仰一下这位革命音乐家烈士——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冼星海是被上海人民奉祭为“革命烈士”的。
在数以千计的革命烈士中,冼星海的身份很特殊,他不是被敌人杀害的,而且也没有死在监狱,他是在赴苏联创作一部《胜利交响乐》时病逝的。上海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将他奉为“革命烈士”,是因为他的特殊贡献和与上海的特殊感情。
这位天才的革命音乐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抗日题材的创作,而冼星海在上海居住的日子里,对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感触与普通百姓是一样的,故他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是必然的和强烈的。另一方面,作为革命音乐家,他的工作和创作,也是属于“地下”的。音乐家以其特有的革命方式和牺牲方式成就了自己,成为人民所崇敬的烈士,而他生前留给自己子女的一句话,一直烙在我的脑海之中——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做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
革命音乐家的遗言,如同他留给我们的那曲《黄河大合唱》一样经典,是可以让我们伟大民族的所有人永远传承下去的警世之言。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合作者“光未然”,其真名叫张光年,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老领导。我亲耳聆听过光年先生讲述他与冼星海合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那时星海从上海到延安不久,我写了一首关于《黄河吟》长诗,是星海建议我改为《黄河大合唱》。谱曲自然由他亲自来完成。那时延安条件艰苦,可我知道星海是广东番禹人,爱吃甜的,所以我给他弄了两斤白糖,供他创作时吃。后来星海真的一头扎在炕头,一边含几口白糖,一边谱他的曲,整整六天六夜,完成了他的警世之作,这就是后来全国人民常唱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黄河大合唱》曲谱。作品第一次在延安表演后,立即轰动全场,连毛泽东主席等都赞赏其好。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个说法,说《黄河大合唱》是星海的灵魂与白糖化成的杰作。”
人民音乐家和作家合成的一曲中华民族的伟大战歌,鼓舞和激励着全国人民抗日的勇气,化作了战胜敌人的雷霆之力。人民因此无限热爱冼星海。
从光年先生那里,我还知道了革命音乐家的另一些故事:冼星海出身很苦,其父亲是以航海捕鱼为生的贫苦百姓,在冼星海还没有出生时,便葬身于大海,所以冼星海其实是个遗腹子。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坐在海边,仰望星空,应景地给儿子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星海。
后来母亲带着星海,到南洋打工为生,吃尽天下之苦。但她是个乐观者,常常哼着小调,唱着民歌,苦中作乐,给儿子带来许多乐趣。冼星海后来一直说他母亲是他的音乐启蒙人。
上学后的冼星海因为喜欢乐器,被老师引上了音乐之路。具有音乐天赋的他,回到祖国后,就读于岭南大学附中,后到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学音乐。该校停办后,他又考到上海音乐学院,从此也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生涯。1929年,怀揣“音乐救国梦”的冼星海,靠着在海轮上做锅炉工赚学费的机会,漂洋过海,赴法国求学。在巴黎,他遇到了同在学音乐的同乡马思聪,并经其介绍,师从著名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为了学音乐,冼星海拼命学习与工作,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才能休息。有一次他在饭店端盘子,因为乏力,眼睛一花,连人带盘从楼上滚到楼下,还被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重新找工作也是难事,无数次他成了街头的流浪汉。也因为有流浪汉们的帮忙,他在晕倒后才没被拉尸车拖走……七年的非人生活,冼星海依靠顽强的毅力,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创作了饱含人间沧桑甘苦的《风》,并以此作为参加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作品,竟一举成功,还得了个奖项。当主考官向他宣布“我们决定给予你荣誉奖,按照学院规定,你可以提出相应的物质要求”时,冼星海颤抖着双唇,只说了两个字:“饭票。”
这就是音乐天才所走过的路。之后,他成为了该校的世界级大作曲家保罗·杜卡先生的得意门生。
1935年,冼星海回到祖国,再次来到上海,开始了他革命的音乐生涯。当上海滩上有权有势的人劝诱他去写“合胃口”的歌曲而不要去写“那种危险的救亡歌”时,冼星海断然拒绝,说:“我为什么要写抗日救亡歌曲呢?连有些同行都讥讽和轻视我,但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冼星海全身心投入于抗日救亡的音乐战斗之中,他与田汉、吴永刚、麦新等著名音乐人,合作创作了著名的《救国军国》《黄河之恋》《热血》《青年进行曲》等211多首作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冼星海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出二队,到全国抗战前线演出。一路上,被战斗洗礼的冼星海,创作热情异常高涨,一批优秀作品在他笔下诞生,如《保卫卢沟桥》、《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和《到敌人后方去》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了抗日队伍中的战歌,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前线将士和广大民众的抗日**。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冼星海深情地给母亲写信道:“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到民众当中……把最伟大的爱来贡献国家,把最宝贵的时光和精神都要化在民族斗争里!……我们在祖国养育之下正如在母胎哺育一样恩赐,为着要生存,我们就得一起努力,去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正是革命音乐家的这等胸怀与情操,他才有可能最终创作出了不朽的史诗性作品《黄河大合唱》。
“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卑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茅盾先生如此评价冼星海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