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家反复央求,丈夫心情很好,发现自己也是个人物了,而且发现并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人们是真心地巴结他,是真心地等待他一言定乾坤——他不说了算谁说了算?
这正是雨香的妇道所在,并不因为多赚了几个钱就不给男人面子。这也正是雨香口碑良好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夸她赚大钱不忘节省,据说在城里有时只吃方便面,一个个钱都攒着带回家来,回到家里还喂猪砍柴,不像九家湾一个婆娘,有钱就变心,居然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们还赞扬雨香热心助人,遇到家乡姐妹们去找她,她介绍姐妹入行从不留一手,有业务大家做,有机会大家上,不像坳背里另一个婆娘最会吃独,说话总是含含糊糊,行踪总是躲躲闪闪,留给姐妹们的电话号码从来不是真的,无非是怕别人去抢了她的饭碗么……我从这些议论中慢慢地发现,道德标准依然存在,只是出现了一些下调,比如不再对从事何种行业做出评价,只是对业内竞争是否公平一类问题做出评价。道德力量在这里仍然强大,只是出现了一些退却,比方并不规范人们如何赚钱,只是仍在约束人们如何用钱。
道德不是明明白白地还在么?有些人一见歌舞厅里脂凝粉乱,就痛惜当今之世道德沦丧,是否知其一不知其二?
衣食无忧的人,最有义务讲道德,但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指责雨香这种人的庸俗乃至恶俗,则可能放过了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雨香是庸俗的,甚至是恶俗的,然而想一想她丈夫重伤的腿,想一想她家孩子无钱上学时的凄凉,想一想她家老人有病无钱医治时的焦急,想一想她家那个破烂小土房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倒以及夫妇俩的束手无策欲哭无泪,再对比一下眼下他们的扬眉吐气,她怎样才能够不庸俗乃至不恶俗?如果社会或他人不能及时解除她的困迫,她能不能把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最实际和最具体的生活打成一个包,搁置起来,等数年或者数十年以后再开始过?
可惜的是,老木能够帮她,而我不能够帮她,即便窥探到“小姐”这个词里一种陌生的义涵,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词的轻薄。
我在陌生的义涵面前束手无策。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内心中,道德标准既然能够下调,那么就能够上调;道德力量既然可以退却,那么也就可以进逼;也许,在雨香赚到了足够的钱以后,或者是太平墟的人统统富足起来以后,不论是通过社会改进还是个人奋斗的手段,一旦令人窒息的贫困消失,很多旧事就得放到新的生活处境和背景里解读。在那个时候,仓廩实而知礼仪,人们会不会对吃花花饭重新感到匪夷所思?特别是当一个女人衰老得再也赚不回什么青春钱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包括曾经受益于她的人,会不会突然有道德感的回归?会不会突然露出一脸惊讶地质问:“那么多人劳动致富,你怎么就不会?那么多人都受得了穷,你怎么就不能?你怎么可以要钱不要脸呢?”
他们说的当然是事实,是很多人那里的事实,只能令这个女人哑口无言——她也许没法说清楚她的事实是怎样的另外一回事,甚至可能淡忘了过去的一切。如果年老色衰的她也跟着痛恨自己的下贱,恐怕不会是特别奇怪的结局。
我在熟悉的义涵面前同样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雨香她是否想到了这一天的悄悄临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浑身飘散出香水味,摇摇晃晃地走在山路上,正准备往城里去。她丈夫打着一把花布伞,扛着旅行包,兴冲冲走在她前面十多米远的地方。
我打了个招呼,接受她目光中透出的冷淡——她一直怨我没给她拉过什么业务,对我劝她不要去那种歌舞厅也耿耿于怀。
“过两天我也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大哥那样忙,我哪敢来打搅呵?”她冷笑了一下,斜斜地看了我一眼,笃笃笃的鞋跟声踏得更响。
我看着她的背影无话可说。
暗语四:饥饿
邻队有个知青姓陶,外号河马,常来我们这里玩。他身高体胖,重约一百多公斤。一条大腿有水桶般粗,两个村里的后生还抱不起来;一个脑袋足有饭锅般大小,若是颗猪头,割下来佐以姜葱椒蒜,足可热气腾腾喂饱几家人口。他跑动起来的时候,脸上以及全身肉波**漾和滚动,曾被一位老农端详以后惊叹:“好泰实呵,这后生真是好配种——”
于是又有了“良种河马”的外号。
他太能吃,一张嘴是口潲缸,两斤饭倒进去,五个红薯塞进去,两眼一鼓,就没有了,屁都不放一个,像没吃一样。为此他常常跑到各处揩油,总能嗅出你们这里的猪油或者面条藏在什么地方,总能嗅出你们的嘴上残留着鼠肉还是酸枣的气味。为了得到这些吃的,他人大志小,低三下四,帮着主人担粪,帮着主人劈柴,喊哥哥喊姐姐,喊叔叔喊婶婶,厚颜无耻到极点的时候,你煽他的耳光也行。他甚至宣布过他的毕生宏愿,就是继承周恩来总理的位置:“我当上总理以后,下令全国所有饭店让知青免费大吃大喝三天,然后就下台!”
有一天,他老远就嗅到了什么,一担柴丢在对门山上,飞奔直袭我们的木楼,把大门捶得惊天动地,“开门!开门!……”
我们用三把锄头顶住大门,坚决不让他进来,同时加快了填塞口腔的动作。这是一只落入夹套的麂子,加入姜片,熬出了可亲可爱的两大碗,是我们隆重的节日,决不能让良种河马染指。我们的面条、猪油、鼠肉、酸枣一类宝贝从未逃脱过他的魔掌,也总得有一次例外吧?何况这两碗麂肉份量有限,完全不堪他筷子抄底那一类凶猛动作。我们听到门外绝望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哀嚎的声音,还听到他的双脚在门上蹭,大概是想攀到门上的横梁,从那里一条空缝探头看看屋里的究竟。还听到他的一线脚步声绕到了屋后的坡上,大概想找出这个城堡的破绽一举攻破。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大声说我们要睡觉了,恕不会客,对不起啦。
外面寂静了,然后听到他的脚步声终于远去。
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缕肉香把他伤害得太深了,竟引起了他疯狂的报复。我们的碗筷还没有洗干净,几个武装民兵突然冲进来,吆三喝四,翻箱倒柜,把屋里屋外抄了个遍,见笔写的纸片就抄走,其中包括小雁拼命想夺回来的一个本子。本子上记录着我们每次内部讨论的发言,在当时是反动透顶的东西。
这就是前面好几次提到过的太平墟“反动组织”风波,是一次差点造成人头落地的报复。
他怎么能够下手这么狠?不就是几块麂肉没吃上么,居然就可以告密?就可以把朋友们往死里送?事情渐渐平息以后,我愤怒地质问过他,发现他眨巴着眼睛,一脸大惑不解的神情,根本不以为这件事有什么严重,完全是一个无赖。
他后来找过我们,提着一条大草鱼想来恢复关系,被我们轰了回去。他到别的村寨去找知青,也普遍蒙受指责和声讨,都说他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惹不起至少躲得起。他在知青中完全孤立了,在农民那里也遭指指点点,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哪怕他讨好地去给人家挑水砍柴,叫人家叔叔婶婶,也总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似乎他是个麻疯病人,满身是毒,到哪里就会毒到哪里。他说他根本没有害人的意思,说他只是气不过,说他只是开个玩笑,说他根本没有去告密,说他爸爸是工程师而他八岁还吃奶……他越说就越说不清楚,最后赤身**跑到一条无人的峡谷里去了。人们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的衣裤鞋袜都不知脱到哪里去,只剩下一座**裸和黑黝黝的肉山。这座肉山挥舞着一个扫把,对一片碧波**漾的湖水吼叫着挑战,说他手里操着丈八蛇矛,得儿咚咚得儿锵。又说他是大元帅,家住水晶宫,以嫦娥为妻,玉皇大帝正召他去扫**邪魔,派给他十万天兵天将……
如此等等疯话荒唐无稽。
他被家人领回了城市,送进精神病院。据说后来病好了,还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司机。在我们都离开了乡下之后,据说他还开着一辆大货车来过这里,见人就掏出香烟,最昂贵的中华牌香烟一连撕开了好几包,请各位赏脸。还拍着胸脯要熟人们到他厂里去做客,吃饭睡觉全包在他良种河马的身上,顺便把一把把钞票扯出来以作证明。他还像表演杂技似地把汽车开得满山跑,逢沟过沟,逢岭上岭,在没有公路的地方,也像台坦克碾得一路尘土飞扬,居然驶过一片包谷地,闯过一片油茶地,钻出竹林以后又旋风似地沿着田埂狂奔而来,最后尖锐地大叫一声,稳稳地停在晒谷坪——大货车气定神闲,全身居然一道刮痕都没有。司机举目四顾,接受大家对他这一手绝活的啧啧称赞。
要不是有人拦住,他夸口还要开着汽车一步飞到河那边去,你可以想象飞机是怎么飞的,对,就是那个样子。
他还是很能吃,据说一天要吃五顿饭,眼下当然有条件吃得起了,每天吃十顿饭也没有问题。这使我想到当年,大家可能大大低估了麂肉对他的伤害。一个百多公斤的人,一个顶两个,却只有我们同样的一份口粮,饥饿感岂能与常人同日而语?岂能忍得住被我们拒之门外时的刻骨仇恨和冲天大怒?是的,我们都说过“饥饿”,但饱汉不知饿汉饥,小个子不知大个子饥。我想到现在的很多人,吃得满桌珍馐都味同嚼蜡了,一天到晚只思虑着怎么减肥,就更不可能理解陶哥当时的饥饿,更不可能理解他的撕肝裂肺和走投无路,不可能理解他气昏头以后的那件事——是告密么?也许是。告密又怎么的?告密算什么?他被饿得这么惨还不能告一下什么密?
很可能,他一旦酒足饭饱,也无法再理解自己的当年,无法理解自己怎么就昏头昏脑地走到大队书记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