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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拼图01（第2页）

王尧：刘禾在美国研究过“跨语际实践”，研究翻译在文化建构中的特殊作用。她在书中提出，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韩少功：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语种国家就特别有意义。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读书人，都是通过翻译来接受外来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可能的误解，以及这些误解带来文化反应，就特别多，也特别耐人寻味。

王尧：看来大语种文化在全人类的文化建设进程中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韩少功：一般来说，小语种的文化容易两极化：要不就是封闭，要不就是消失，即被同化掉。现在英语一个个吃掉的都是这些小语种。但大语种文化规模庞大，内部有广阔的翻译和出版空间，既不容易封闭，也不容易被同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最可能进人一个文化嬗变和再生的漫长过程，最后变得似己非己，似他非他。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演进，对于人类文化建设来说，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类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也需要多样，多样是交流的前提。很多特殊的文化，很多特殊的人类经验积累，保留在特定的语言里面，虽然在某一段时间里显得无足轻重，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可能重新释放能量，为解决人类某些危机而发挥独特的作用。

王尧：记得很多年前，有人提倡世界语。

韩少功：但那种人造语言是工具主义的产物，也明显带有普遍主义的色彩，完全忽略了语言的文化性，干净整洁得连粗痞话都没有。那种塑料语言和蒸馏语言，我觉得是毫无前途的。

王尧：后来又有人提倡全球英语化，实际上是从语言角度来支持“全盘西化”，可惜对语言仍然知之甚少。

韩少功：湖南的《书屋》杂志就发表过一篇大文章，把中文骂得几乎一无是处，把英文捧上了天，还质问：汉语产生过《圣经》这样伟大的作品吗？其实，《圣经》最初哪是用英文写的？《圣经》诞生的时候，英文在哪里？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能

王尧：汉语在整个世界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从汉语的文学写作特点开始，接近这个问题，慢慢地展开。西方语言学上的变革，带来文学批评和文化上的变化，对汉语的重新理解也会带来众多领域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汉语的写作，看白话文的历史，以及汉语今后的走向，我们可以看得更通透一点。比方说，汉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典故之多，《暗示》提到“言下有象”的时候，谈到这一点。

韩少功：我在那本书里没有展开来谈。其实，典故之多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不仅表现出汉语的历史悠久，积累深厚，而且表现出汉文化强于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的独特文化传统。成语里常有典故。典故往往是一个故事，一个具体案例，一个提供意义的完整语境，“揠苗助长”“叶公好龙”“愚公移山”“退避三舍”等等，都是这样。比方说你使用“退避三舍”，虽然你知道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退让”“避让”“忍让”，但这个典故的丰富含义和准确含义，是这些词不能完全表达的。为什么退避？这里面有情感，有感恩报德的来由。为什么不多不少退了个三舍？这里有分寸、有限度、有感情与原则相冲突时的权衡。还有什么叫“三舍”？这里有历史知识，有事物的具象和氛围，可以让人产生现场感和其他联想。这就是说，典故最大限度保存着话语的语境，尽力保存相关判断的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是一种准文学化语言，或者说是一种“活性”语言。一般来说，语言是对事物的一种符号抽象，但在抽象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还原具象，始终引导一种对实际生活的关注，就是典故的特点。成语典故潜藏着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哲学态度，表现出中国人更善于用实践案例而不是用抽象公理来推动思维。

王尧：可以与之比照的是，古代欧洲人崇尚公理化，长于概念抽象和逻辑演绎。

韩少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科学与宗教的兴盛，但如何克服理性主义的弊端，包括如何注意各种话语的语境，这些问题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到足够的反省。但一个不懂中文的国外学者，可能很难从语言的角度来展开这种反省。

王尧：英语中也有成语。

韩少功：是有，但相对于中文来说非常少。英语有一点来自神话或宗教的典故，有一点来自现代俚语中的典故，但总的来说很少，不像中国人，一开口就有一串串的成语，哪怕一个农民也是这样。大家习以为常毫无感觉，但对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构成了最可怕的障碍。他们一听到你说成语，就发懵，就一头雾水。口译员们最明白这一点，常常一听到成语就绕过去，或者适当地简化掉。

王尧：英语倒是有较为严密的语法体系。

韩少功：中国人正是借鉴这个体系，才把文言文改造成了现代汉语。但这个“法治”还没有学到家，在表示时态、语态等方面暂时无法可依，或是立法不严，有较大的模糊空间。中文里有很多弱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现象，受形式逻辑的浸染较浅，很多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整体把握，靠词语颗粒之间的关系默契，才能显示出来。报上的体育栏目里常说“中国队大败某某队”，或者说“中国队大胜某某队”，意思居然是一样的，“胜”与“败”都是胜了。不有点荒唐吗？在这里，意思不取决于“胜”或者“败”，只取决于词序安排，还有那个“大”。“大”一下，情绪上来了，意思就明确了，后面说什么都不要紧。据说，陈寅恪先生就瞧不起夹生饭式的现代汉语语法，说《马氏文通》，其实不通。

王尧：这时候可能是语感比语法更重要。

韩少功：各种语言的词汇资源也不一样。比如中文里说到颜色，有黑、白、红、绿这一类词。但英语里冒出一个nonwhite，意思是“非白”。什么是“非白”？黑、红、绿都是“非白”，透明、椅子、老虎、文学等等也是“非白”啊，这个词管天管地漫无边际，岂不是怪怪的？显然，这个词就不是从实践归纳出来的，是用逻辑演绎出来的，就像数学家们可以从实数演绎出虚数，不可实证和较真，但有时候也管用。又比如说吧，大名鼎鼎的being，几乎贯穿整个欧洲学术史，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海德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中心词，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既难翻译也难解读。它曾经被译成“存在”“生命”“本质”“规定”“是”“在”，还有“人"（humanbeing）……搅成了一锅粥。其实所有这些概念加起来，才是这个being。前人译莎士比亚时，把它译成“活着”，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译昆德拉的小说时也参照这一译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昆德拉本人是不同意这种译法的，说being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命”。那么being的原义是什么？就是“是”。如果要像鲁迅先生提倡的硬译，哈姆雷特那句台词应该是是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昆德拉的书名也应该改成《关于是的不能承受之轻》。

王尧：这当然只能让中国读者费解，因为中国人不习惯这样说话，也不怎么关注这个“是”。

韩少功：虽然也有过实事求“是”的说法，但“是”一般只做联系动词我是人”，就是这样用的。“是”有时候也用做代词，比方“是人”，相当于“斯人”，意思就是“这个人”，但在现代汉语里基本不这样用了。可欧洲人不是这样的，“是”对他们的意义太重要了。他们习惯于追求公理啊，习惯于三段式的形式逻辑啊，习惯于形而上地寻根究底啊，因此事物的所“是”，比事物本身更高级、更重要、更神圣。事物的“是”也不是自明的，“是”的逻辑依据和合法程序需要严格查究。就像要领取一个上帝颁发的身份证，不然事物就没有意义了，就不合理法了，就值得像哈姆雷特那样焦虑万分了。这样，他们的这个“是”独立了，静止了，本身成了一个东西。成了一个常用名词，甚至可以带上冠词，可以翻译成“这个是”“这个在”，“此是”“此在”。这个东西甚至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部分哲学都是围绕事物的“是”展开。

如果说中国人只是求解事物“是”什么，是一种实践指向，那么欧洲人则是求解事物的“是”是什么，“是”何以为是，是一种#理指向。换一句话说，中国人重thing，欧洲人重being；中国人重kno。为了实现这一点，英语词性转化灵活，轻松跳槽，不断向上抽象化和演绎化，be可以加上一个-ing，可以再加上-ness，可以再加上-self，这样一级级往逻辑迷宫里转化和掘进。难怪外国的哲学那么难懂，那么难译，真是把中国学者一个个往疯里逼啊。

他们的理性主义是这个风格，比如黑格尔；后理性主义也是这个风格，如海德格尔^很多书可以几十页不举一个例子，不涉及任何实际，只在抽象概念的天国里**和苦打苦斗，让一般的中国人实在难以想像。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这样的，只有名家，还有西来的佛学，与之有点接近。otherness，onehihing—hood，noself—self-ness中国人一看到这些词肯定头就大了，正像他们一听我们说成语典故头就大了。

王尧：以前有人说“美不可译”，看来文化特性也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