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倘若奶奶把妈妈气病倒了呢?”我在一旁实在忍不住了,理直气壮地反问叔叔。
一愣,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嗓门对他说过话。
“妈妈最近心脏也不太好,天天晚上起来服侍奶奶,奶奶不说声好,反而冤枉妈妈,是奶奶不对。”我觉得自己是凭事实讲道理的。
“你们从小都是奶奶一把尿一把屎地领大的,现在让你们服侍奶奶几天,就受不了啦?”叔叔虎着脸教训我。
“我哪儿受不了啦?你问妈妈,给奶奶端尿盆倒尿盆不都是我干的。”批评奶奶不对,不等于不愿意服侍她。我不服气地反驳。
“奶奶多大年纪了?又是病人,你们怎么能联合起来欺侮她呢?”
“谁欺侮她啦,你说话怎么不讲事实呀?”我委屈得哭了,哭出来后嗓门也就更大了。叔叔受不住了,腾地站起来,也抬高了嗓门:“既然你们这种态度,我现在就回家安排床铺,把姆妈接过去,从此我们不用再往来了!”叔叔说完便冲出门去了。
当然,叔叔不会真把祖母接回去的,但是他自己倒是一连两个月不肯踏进我家门了。,
我确实相信了一句古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哪怕是伟大的人物。
近春节的时候,祖母已经完全康复了,她已经完全忘了叔叔是由于她而和我们吵翻的,不时地催促我:“去请你九江叔叔来吃年夜饭呀?”
母亲也劝我:“你去叔叔家请一次吧,只有这么个叔叔。”
我心平气和地想了一阵,突然醒悟我和叔叔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母亲而和对方争吵的。这样看来,我和他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呀。于是,我便高高兴兴地上叔叔家去了。
“叔叔。”我见了他面就亲热地叫,我是小辈,该给叔叔搭个台阶。
叔叔消气了,于是又跟着我上我们家吃晚饭了。
从我内心深处说,我是爱叔叔的,他有许多缺点,然而每个缺点又伴随着截然相反的优点,这些优点和缺点集中在他身上,形成了他的可爱的性格。
最近,叔叔调到局机关工作,并且提升了一级,当处长了。
叔叔喜滋滋地到我们家报喜,而且再三地对母亲说:“碰到元浩,一定要告诉他呀。”
叔叔说这话时,语调是开朗而充满了好胜心的,我很了解他的心愿。
姨
一个闷热的夏晚,背下的凉席像被熏烤过似的懊热,睡不着,心头莫名其妙地烦躁与不安。
半夜两点光景,客堂间里的电话铃刺耳地响了起来,就像一根铁钉在锈了的铁皮上来回地划。
不知哪个神经病,深更半夜地叫人不得安宁。我没好气地命令小妹去接电话。小妹是话剧团的演员,交际最广,家中来的电话一大半是找她的。在我看来,演员都有点神经不正常。
“大姐,是贵州来的长途,你来听!”小妹喊。
母亲到北京三妹那儿去了,大姐便成了家中的权威,我无法推脱这个职责。
“喂―喂喂―响点声,听不清!妈妈不在家―你是谁呀?慧姨呀!什么事?什么什么?响点!”……
电话筒对面遥远的那一方,传来很轻很轻的哭泣声。
“慧姨,慧姨,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你姨父不行了……贵阳最好的医院都说没法治了……我想把他送到上海来治疗,要预先联系好医院……你一定要帮帮忙呀……”
那么热的天,我浑身却像落进冰窖里一般的冷,上海医院病床多么紧张,母亲又不在,我有什么力、法张罗这一切?
“慧姨……妈妈不在……”
“想想办法吧,你姨父……不能眼看着他死……”又是一阵哀泣,像一把小钢锯在锯我的心。
“慧姨,慧姨,你别急,容我想想办法……等天亮了……我给你拍电报,好吗?”我突然想起这是长途电话。
“要快,要快呀,你姨父已经昏迷了……火车上还要耽搁两三天……”
“明天,明天我一定给你拍电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答应了她,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的。
放下电话筒,我头脑中一团乱麻,并不知道该怎样办。
慧姨和母亲并不是亲姊妹。慧姨是叔公的小女儿。
外公虽则是个开明地主的身份,家境并不富裕。外婆的娘家倒是个有家底的富户,带来许多陪嫁。外婆是个贤惠女子,什么都听外公的。他们夫妻变卖了外婆的首饰,供外公的弟弟(即叔公)到南京去读大学。外公自觉家中出了个大学生,非常光彩,自己再下田耕作未免失体统,便把田租佃给人家,自己整天读读四书五经,抽抽大烟,俨然一副绅士派头了。
外公的二十四亩田每年收不到多少租粮,他又不会经营,竟弄到难以维持六个孩子生计的境地。叔公为了报答哥嫂培育之恩,决定收养大侄女,培养她读书成人。外公自然乐不可支,痛痛快快地把大女儿送了过去。于是,我母亲十一岁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和五个亲兄弟姊妹,来到了叔公一家所在的杭州,那时,叔公已是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官员了。
叔公膝下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母亲便和他们一块儿生活了七八年,一块儿上学,睡一张床铺,反倒和自己乡下的几个弟妹疏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