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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八旬程老毅然“接招”

编写《治水史》，源起于程贤章和杨钦欢的一次谈话。杨钦欢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治水史，只不过中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后，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程贤章眼睛一亮：好，我来接招！

程贤章以78岁的高龄，义无反顾地当起了纵横神州大地的“空中飞人”。他带着助手，从今年5月开始，先后考察了四川映秀、都江堰、灵渠等著名治水工程。黄沙流火的七月，他又飞赴新疆乌鲁木齐，在酷热的吐鲁番坎儿井考察。接下来，京杭大运河的起点、中段、终点，山东黄河入海口、浙江钱塘江、西子湖畔、黄浦江边、苏州河上，程贤章都一口气跑了个遍。10月中旬，程贤章又再出发，飞赴长春寻求东北名作家的支持。在深圳机场起飞前，深圳当地气温高达32℃，而飞抵长春后却遭遇雨雪天气，温度仅为-3℃，程贤章自嘲地说，自己是“刚闯完火焰山，又往冰窖里跳”。

截至目前，应允或已经为本书撰写了部分章节的作家人数多达56人，蒋子龙、叶兆言、叶延滨、张炜、荆歌等为文坛熟知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背后

江河土地无限深情

《治水史》邀请的都是全国一流作家，写作量很大，作家们在各级作协里也都是领导，平时都很忙，是什么样的力量吸引他们合作著述《治水史》？参与撰写该书的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说：一来是因为“中国治水史”题目的深度和广度，对作家本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水”这个题目充满情感想象，最能撩拨起作家的写作冲动；二是作家中间许多人就在江边水边长大，对脚下这片土地和江水深情无限。

程贤章告诉记者，选择作家的标准，首先要具备极高的政治素质，要有历史眼光和大局胸怀。第二是要有很好的文字能力，只有文字精炼、扎实的作家，才能在写作过程中取得顺利进展。在《治水史》的组稿过程中，也有个别作家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这些作家文字功夫都很好，有的人作品还得过奖。陈世旭认为，他们“写不下去”的原因是驾驭不了“治水”这个宏大的主题，“但是蒋子龙、张笑天等名家就不一样，他们写作这个题目时非常大气，驾轻就熟，写起来就很快、很顺畅”。

历史

“治国必先治水”

在我们这个以农为本却又水患经年的东方古国，“治国必先治水”是历代主政者的共识。

中国气候受季候风影响，降水时空分布极度不平衡，因此极易罹遇水患：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前水利部长、治水专家钱正英在今年10月期的《读书》杂志回顾，新中国成立的前一百年，长江和黄河水系走向格局巨变，衰落的中国正处于国力的最低谷，昏庸腐败的统治者对治水无心无力，客观上加剧了水患的频率和灾害程度。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水患之殇对农林经济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兴修水利”被周恩来总理作为配合土改的首要条件提出。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前身）同年成立。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成立“防洪抗旱总指挥部”的国家，从成立至今，该部的总指挥大多由时任国家副总理担任。

历代肆虐中国的水患，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根本扭转，“两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的苦况成为历史。“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有连续60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安定局面。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

◎访谈

陈世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

我们从治水获得民族长治久安的启迪

记者：您是怎么参与到《中国治水史概要》的编著工作中来的？

陈世旭：在程贤章先生发动下，最早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缪俊杰先生受托请我帮忙组稿。有众多的名家集体创作，有中国治水史这个厚重的选题，让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写的书。这本书的策划人确实有胸怀、有眼光，是“大智慧、大赢家”。此外，程贤章老人以年近八旬的高龄来做这件事，让我很感动。一些同行知道这件事以后也非常高兴，就都答应了。我大概帮忙联系了20多个省市的作家吧，包括蒋子龙、叶兆言等人。

记者：本书的策划人杨钦欢认为，中国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后，尚无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在您看来，这个多年、甚至是多个朝代的空白何以在民间得到了填补？每个空白的填补，每个梦想的发轫都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条件，您觉得这个土壤和条件是什么？

陈世旭：抛开篇幅的差距不说（《水经注》仅约三十万字，《治水史》约二百万字），我觉得本书的规模和厚重，都要超过《水经注》。千年之前的郦道元没有经历后世那么多的惊心动魄。这部著作的诞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治水史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来做这件事，只不过这件事恰巧发生在了广东，恰巧发生在了梅州，恰巧发生在杨钦欢、程贤章一次并不特别重要的谈聊中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偶然中带着必然。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治水史。您如何理解编著本书出版的现实意义？

陈世旭：从狭义讲，治水有关水利，这是我们国家实实在在的地理国情。中国自古以来经历过许多大灾大难，自古到今灾难频发，冰雪、旱涝等严重灾害不断。所以，当政者一定要兴修水利、治水，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否则就难以奢谈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我国的水利事业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经验，但也有不少失误。如何总结治水的经验，吸取教训，达到民族的长治久安，我们大概能够从治水中得到启迪。我们编著这本书，按照作家的生动表述，将我国千年以来治水的经验和教训进行集中展示，我感觉非常厚重，意义非凡。同时，这部著作也是中国水利史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建设，是治水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从广义讲，从古到今，善能治水的领导者定能治国，因为大自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总有相通之处。我们讲大禹和他父亲鲧的故事，鲧治水主张用“堵”，最终失败了。大禹主张用“疏”，获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体会到人与大自然的协调过程。在思路上，治水和治国是相通的。我们的祖先战胜过无数惊涛骇浪，得到了许多与自然相协调的经验，那么肯定也能做到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参与者说

蒋子龙（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

这次我写的是海河。以往我对海河的印象都是零散的，在史料上了解到的材料也是零碎的。写海河，促使我对海河的历史变迁作了一次系统的了解，也大大加深了我对中国治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