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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几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高情操。只是后来的政治势态发展，迫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而已。

人来到这个世上，谁都有维护和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然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尊严，却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价。

**，是他们经历的最漫长、最黑暗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保证的岁月。那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做臭老九，或者干脆让他们靠边站。

黄汲清被划归为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汲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没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一直尊敬的李四光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李四光。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髙高飘扬了几十年。

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面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20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属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算是一种奉献。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一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伟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那机会就更稀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载，仅1964年一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两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厶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

李四光是文革中成百成千的科学大师中极少几位没有受到批判和打击的科学家之一。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文革后，大庆更是一面鲜红的战旗，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大庆作为中国建设时期广大人民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榜样，永远值得提倡和升温。然而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就不该无止境地随大庆精神的升温而升温了。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大师们彻底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与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梧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

这位当时不足40公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受到渗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是由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浣的生杀大权。在文茧开始的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乂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这位地质矿床学家叫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一一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新矿种一一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坠楼而死。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想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儿！就不过瘾！

黄汲清被关进了一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180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

—次又一次的提审，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被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馒头或两个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能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人给他称了一次体重：39公斤。在这之前的40多年里，黄汲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于65公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吗？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这样的事而每天到教堂并站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

莫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回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的力气都没有的黄汲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汲清夫人一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找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黄先生的，可她不信，还是每天照常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淸在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子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事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就应当数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他们相识于1936年，也就是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时。黄汲清那时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的年华。由于卓著的才华和恩师丁文江、翁文灏的厚爱，回国不久他便升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和代所长之职，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学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诸多人士的关注。那时候在普通家庭里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在高层知识分子界，郎才女貌则更为流行。大才子黄汲清理所当然地成了京城女知识界引人注目的对象。旧北京时，才女们最集中的地方数著名的北京女师大，这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才貌的富贵家庭的小姐。说来很有趣，女师大当时有两位人称校花的学生，她们一位叫吴镜侬，一位叫陈传骏。前者比后者大几岁，两人都出身于名门贵族，都是人见人爱的娇俏淑女。1922年，吴镜侬嫁给了黄汲清的终身好友谢家荣，十几年后，陈传骏嫁给了谢家荣的终身好友黄汲清。谢家荣和吴镜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惜没有白发到老。黄汲清和陈传骏则更是一对如影随形天下难寻的恩爱夫妻。谢、吴夫妇两人的性格都属内向，而黄、陈两人则都是爱说、爱笑，性情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恋爱，充满了罗曼蒂克。当他们的子女也有五六十岁时，他们对我谈鹎了他们的父母在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趣事：黄汲清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陈传骇欢呼起来。第二天，一对恋人搭车前往香山。一路上，陈传骏小姐欢快得像只小鸟，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到了到了。车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烟跳了下去，回头一看，情人不见了，左盼右顾，还是没人影，回车上一看，你道怎么回事？嘿，这黄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着呢！哎哎，你在做什么美梦呢？陈传骏推醒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嘿嘿，对不起，我刚才正好梦见了在德国黑森林与好友约会的事。黄汲清不好意思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

好你个黄汲清，你交代，你在外国留学期间跟哪个洋妞约会过！说！陈传骏小姐胸脯起伏地一把将黄汲清拖下车，非要他说个清楚。黄汲清一见此情，也急了：不是的不是的，龟儿子才约会嘛！那你刚才不是说在德国什么黑森林白森林约会的，一定好浪漫吧？黄汲淸笑了：嗨，那倒是约会，可那是我们几个地质学友约会呀！陈传骏沉下的脸这才放晴了，将一只纤柔的手伸进黄汲淸的胳膊，撒娇地说：那……你给我说说那次约会的事。一提起这，黄汲清就来劲儿了。那次约会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浓霞台大学主攻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研究的黄汲淸，接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李春昱的来信，约他寒假去德国南部的黑森林相聚。一生爱旅行的黄汲清见信后欣喜若狂，在异国能与久别的好友相会本身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黄汲清践约赴会。到那儿后，又见到另两位北大地质系的高班学生，同在德国、瑞士留学的王恒升、乐森埒。四位青年学者，相会在异域的冰天雪地，童心油然勃发，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块儿互相对掷起来，雪仗越打越激烈，乐、王两人竟然抱成一团，翻滚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场面有太多的童趣、学子趣，爱摄影的黄汲淸忙不迭地举起相机，连连几声咔嚓，记录下了这难忘的黑森林雪仗图。那照片还有吗？陈传骏被这充满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黄汲清得意了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证给你看！去你的，谁跟你到宿舍呀！陈传骏的脸一红，害羞道。后来这对才子佳人好上了。当时北京知识界还纳闷：怎么女师大的大美人都给穷酸的地质调查所的小子们给拐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