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港,对港人而言,实有横逆如天怒如海啸之感受。种种吞声之恨,顺受之辱,生离之苦,死别之憾,无不与此有关。沧桑虽变,情何以堪!今年适逢日军侵港结束50周年,捧读此书,瞻望于前,回顾于后,自有倍加殷切警惕之情意。应当说,此画册的史实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第96页,是此书的第22节《归公政策》,正文如下:
日军占领香港后,即意识到大量的人口(日占初期估计约150万)除了会带来严重的粮食负担外,亦会对香港的防卫、资源的分配构成重大问题。因此,早在1942年1月,军政厅即颁布华人疏散方案,并由民治部成立“归乡委员会”(后改称“归乡指导委员会”),以劝谕、利诱,或甚至威逼等方法迫使居民,特别是无业及无以为生者,离港返回原籍。民治部除在广播、报章上大肆宣传所谓“归乡政策”外,同时亦让归乡委员会发动数以百计的社团,包括慈善机构、同乡会、宗亲会、工会、商会等,鼓励他们属下的会员离港回乡。
就在该书的96页、97页与98页上,安排了八幅当年的照片。其中5幅是乘9离开的难民,只有1幅是乘车离去的。其余两幅是归乡指导所及归乡领米处的照片。
乘船照片旁的说明有:
日占初期,日人为诱使香港居民返回原籍,曾不惜安排客轮载送回乡。相对陆路回乡,这种方式被盗贼滋扰较小。
大部分从水路回乡的市民均从上环一带的码头登船。
在码头外正等候回乡的市民。
秦江默默地注视着图片上的香港难民——他们或沉着脸,或带有狡黯的目光,或带有一种庆幸的表情,有焦灼、有茫然、有麻木、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警惕……几乎都赤着双腿,挑着担子——担子上是麻袋、箱笼、提篮什么的。人头涌涌,人流看不见尾端……几千、上万,又会有多少批?
他们是在逃脱还是被诱骗人万劫不复的火坑?
总之,照片上的他们都是沉默的,不会说一句话,看得出,都抿住了双唇。
他们无言地接受着任何可能的命运安排。
只是,果真“这种方式被盗贼滋扰较小”么?盗贼无非只是掠去财物罢了,可船到之处,他们被掠去的恐怕就不止是财物了!
秦江为他们有可能的命运而打了个寒哄!
无疑,这照片上看得到的难民,都在无形之中消失了。史料实录这一节的正文还有:
为了让居民尽速离港,日人还为他们特意安排回乡列车及轮船等;但大部分的回乡居民却仍多取陆路,徒步回乡。为了避免宪兵部的审查,轮候繁杂的离港申报程序,或不愿接受疫症检查等。离港居民大都没有正式办理回乡手续,宁可偷渡出境。在艰辛的回乡路途中,被暴徒、土匪掠夺或袭击等案例,不计其数。
作者注目于陆路上难民的不幸,这是情理所在。可他们是否想到,以为幸运地上了船的难民其最后归宿又如何呢?
自然,在他们认为,这些船上的难民,全都“安全抵埠”了,毋须他们再多加以关心了。
香港沦陷后一年间,估计超过50万居民离港回乡。及至1943年,由于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归乡政策的执行更显强硬,宪兵队甚至在街头随意抓人,强行押解离境。在归乡政策影响下,香港人口大幅下降。至日占末期,留港居民仅余印万人左右。文前,说是日占初期有150万,前后减少了约90万人口。乘船离去这数年间,就算是小部分,也总有个一二十万吧?
这一二十万就此悄踪匿迹了!
掩卷之余,秦江脑子里一片空白。
第二天,他就约了图书馆管理员和她的父亲,一同到了越秀山下。
老人白发垂髯,精神矍砾,不似在中山医学院见到的两位那样昏馈。秦江心中暗喜。
——我弟弟是乘船回广州的,他通过了审查,算是良民吧。但我没送他到码头,也到不了,几里地外,难民就拥挤不堪了。他肯定是上了船。待我从陆路回了广州,想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有人告诉我,白鹤洞、车歪炮台斜对面,日本人设了卡,把难民全挡在那了。那地方我也去找过,没找到……这算不算是线索呢?年轻人,难得你这一份心。
——当然算线索。
秦江竟有点兴奋,他马上想到了那个“滩石头”,现在,“珠江弯曲处”的范围凭此便大大缩小了。
——要当线索,查得下去,就算找不到我兄弟,你也是有功的了。这年月,还埋头作这种历史考察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年轻人中就更少了。
秦江已年有半百了,可在他面前还是个“年轻人”。
但这番话,却给他以年轻人的勇气。他感到自己有了更坚实的后盾,有了往前冲的力量,较之在学院的同仁中,他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鼓励与理解。
是的,在今日之中国,他秦江也算是一个例外了。放眼于社会,包括高校中号称“读书之家”,能识文断字的红男绿女们,他们还屑于理会秦江这种虚无缥缈的追寻,还记得起历史曾有过的猩红么——包括才过去20年的“文革”他们也不愿反思了。他们以标榜远离历史、远离政治为超脱,以标榜自我放纵一掷千金为潇洒,以标榜饭依宗教无为无情无牵无虑为清静,以标榜商海裨阖巨资在握傲视天下为豁达。至于什么社会责任、民族气节,在他们都斥之以“迁气”与“浅薄”乃至于“伪善”……
所以,才有那半夜的匿名电话。
但这决不等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