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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实录

证言：

南石西的居民吴泰伟说：“我是南石头村农民，世居在此，今年68岁，一向以种水稻、蔬菜为生。日军侵占此地时我已十几岁，见到和听到一些事情。

“日军占领广州后，把惩教场改为难民收容所，男女老少都有，人数很多。日军不让难民进入广州市区内。大门口有卫兵守卫，不让难民随便出入，也不准外人进入。难民的生活很苦，每日只有3两米，年轻的还要种菜、种水稻等。

“难民中常常饿死、病死好多人。起初，日军把难民的尸体集中到一大坑里，想用硫酸之类的药水化掉这些尸体，但没有成功。尸体的气味很奥，大风一吹过，我们就闻到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晚上还会看见磷光。”

吴又说到：“我还记得日军侵占广州后第4年（1942年），我亲眼见到日本兵在稻田中用纱布袋捞孑不虫（蚊子的幼虫），又找人（给饭食）喂蚊子，然后抽蚊血来做试验。”他又说：“我姐夫被日军捉入检疫所喂蚊。后得病，三年后病死。当时南石头村死人不少，拆了六成的房子，生活很艰难。”

南石西居民陈娴（74岁）说：“我的阿4（祖母）也是在南石头难民所被折磨死的，连尸体也找不到。”

南石西居民肖永光（70岁）说：“我弟弟肖树1942年被日军拉入检疫所，关了两个晚上喂蚊子（即强迫让蚊子咬），头都肿了，后来在医院医了很久才好。他1970年过世，才39岁。”

在南石头难民所附近的棣园居民范有生（74岁）说：“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天气很冷，许多香港难民坐大眼鸡船（有帆、船头画有眼睛的船）回到广州，冻死一些人，许多人收入难民所。难民所也收容广州市的难民。”

南石西居民梁檬（68岁）说：“自从日军1938年10月侵占广州后，不久就在南石头建立了一个检疫所，一个珠江船只检查站，还有一个日军宪兵队驻扎在这里。在南石头村的西边有一个特别检查站建立起来。约在1940年左右就在我南石头村大肆进行搜集蚊子。每天早土6时左右，就有二三个日本人随便进入村民的房里，用手轻轻地拨开蚊帐，将一只只吸饱人血的蚊子捉入他们带来的小玻璃瓶内带走。日本人日日如常来我村骚扰。还有一个时期，强迫村民割耳朵取人血和打针抽血做试验。我还听说日军捉了人入所割脚筋抽血，有2人逃走。

我村东南边有一个旧炮台改做惩教场，日军把它利用改造为广州难民收容所。我看见日军将一车一车的难民运入难民收容所。那里名义上叫作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是用暗刀杀人，是‘收命所’。当时每天死许多人，6个抬尸人都抬不完。

后来在难民收容所里建立一个化尸池，就将难民的尸体一个一个抛下去，不久臭气难闻之极。我们村的村民只有敢怒而不敢言。难民所每天煮饭时，日本军人将药物混进去，难民们分到的饭很难吞下肚，只好挨俄。这又是日本军人的阴谋罪行。”

吴亦源竟然又回到了难民所，回到了冯祺身边。

然而，他却已不是原来的吴亦源了。

开始，冯棋还以为他长胖了，竟红红白白的，很有血色，身上也有了肉。这让冯祺感到奇怪，略有犹豫，却还是忍不住往前扑去，哭喊了起来：

——爸爸！

他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吴叔叔拉去的这些天，又出了多少事，病了多少人，乃至于死了多少人呀！不知几时该轮到自己。本来，这里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哥哥，平日同冯棋玩得最起劲儿。可是，两天前。他也病倒了，那么健壮的身子也没顶得住。听说，人也已扔到了化骨池——也就是那次一位青年农民来找父亲，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个可怕的“去处”。

然而，吴亦源却变了个人。他见冯棋扑来，连连摆手，大声道：

——你们别挨近我，千万别挨近我！

一下子，吓得所有人都直往后退。冯棋也惊呆了：

——你这是为什么？

——我身上有毒菌。日本鬼子搞的。很可能是鼠疫，染上了，就没救了。千万别靠近我……

话没说完，他便把头转向墙角，猛烈地干咳了起来。

他在发高烧。

冯棋隔着半丈远站着，哭声道：

——爸爸，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亦源含泪道：

——日本鬼子比蛇蝎还毒呀！

原来，吴亦源在那个幽静的地方“疗养”了一些日子，果真白了，胖了，身体也恢复了。

于是，一天早上，一位军医模样的人走来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们喝足了，喂饱了，也该派上用场了。不能总呆在这里吧。

就在同一天，那里面有15个人被提了出来，一同推进了一部密封的罐笼车里。

15个只在敲墙的“笃笃”声中相知的难民，第一次见了面。吴亦源发现，其中有几位是当日与他同时从难民所里带出来的。

——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去？

——说要派用场，派的什么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