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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山大割据中（第2页）

“大哥，只要你能把那帮小子赶跑，别说1，000块，就是1万，我们也情愿！”几名采矿者纷纷掏口袋。

王某带着1，000块钱，没有去找护矿队，而是去找“铁哥”梁某。

“梁哥，如今矿上成立了护矿队，把咱兄弟们的财路全给堵住了。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护矿队不影响我们发财！”“什么办法？”这几天，梁某也正在为这件事伤脑筋呢。

“俗话说，打雁要打领头雁。我们要除护矿队，就得从队长徐北汪这个人身上做文章。”王某拿出1，000元交给梁某说：“这事你去合适，我臭名在外，人家会疑心的！”

梁某领得此计后，把六尺大汉徐北江拉到一家小酒馆。这里，早已准备好一席丰盛酒菜。徐北汪自知当上这护矿队长，那是瞎子撞进了钱眼——碰巧。过去，他是一位干力气活的普通工人，谁拿他当回事？如今见梁某这般盛情相待，早已飘飘然了。梁某趁机又塞上几条“阿诗玛”，徐北汪乐不可言。

“徐队长，如今你是有权有势的大贵人哪！护矿时，可得给咱兄弟行个方便罗！”梁某开始探起虚实。

“唔？啊，好说好说，咱头回当领导，有权不用，不是过期作废吗？哈哈哈！”徐北江嘴里咬着一只山鸡腿，三分酒气三分牛气道：“铜录山有我在，你们就甭怕，到时候，一有情况，我就通知你们！”

梁某等人做梦也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顺手，随即又给徐北江送上钱物。护矿队长从此实际上成了护采员队长。一个关键人物的灵魂锈蚀，使得整座铜录山矿又陷入一片灾难之中。没几天工夫，40名刚招来的护矿队员纷纷不辞而别。

采民们在一片狂欢中加剧了采凿孔雀石的行动。这时的他们，开始懂得要想长期生存，就必须抱成一团，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来自矿山的有组织的“武装”。农民们已不再是几年前的散兵游勇了，他们或以自然村或以家族为单位，或自我结盟，结成了一个个只有他们内部才知道的严密组织，什么生产组、后勤组、运输组、情报组等。这些组织非常严密而且各负其责，分工严明。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轻则罚款，重则从铜录山上驱逐出去。组与组之间，小矿与小矿之间，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铜录山矿地处大冶县城西侧5公里，交通方便，盗挖孔雀石的农民以前经常被突然从警车上跑下的公安人员逮住收审或重罚入狱。为了对付这事，采矿者们有组织地凑钱，给负责情报的人员配备一辆辆崭新的摩托车。情报人员骑着摩托车，在仅5公里长的公路上，设下了3个接力站。公安局刑警队门口的警车一动，他们就驾着飞驰的摩托车往山上报告“警情”。后来，公安局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一项强硬措施，不得在县城通往矿山的公路上驾驶摩托车。采民们为此还真的惊慌了一阵。可事不过夜，他们又乐哈哈地笑了起来。第二天，情报人员不再骑摩托车了，只是每人身上携带了一个又小又方便的对讲机。他们手拿着这小巧玲珑的洋玩艺，说：“应该给发明人送一吨孔雀石以示奖励。”采民们有了对讲机，可谓鸟枪换炮了，不但用不着疯一般地开着摩托车往山上跑了，而且还能给夜间提供“信息”与“情报”带来极大方便。现代科学技术为野蛮者提供了文明工具，这些文明工具反过来又刺激和加剧了野蛮者的疯狂行为。正如托马斯所说的，先进的东西有时没有更好。因为一旦被落后者用去为落后服务，事情就更糟。铜录山上发生的事难道不是这样？

公安部门为此伤透了脑筋。堂堂国家公安局却被采民们牵着鼻子走，这滋味谁受得了！然而，更为可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采民们一个又一个“高招”竟是出自公安局内部某些人的“点子”。原来采民们搞垮国营矿第一支武装后，在对方没有采取新招之际，进攻的目标就放在了公安局身上。公安局毕竟不是好对付的。于是，采民中的几位“高智者”就设计了一套又一套瓦解公安队伍的方案。自然又是以钱开道。那些佩戴国徽领章的公安干警，站在大街上一个个威武得可以，可一回家就不那么神气了。要彩电没彩电，要冰箱没冰箱——靠几个死工资过日子，自然一副可怜相。面对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邻居不冷不热的嘲讽，小孩回来后的愁眉苦脸，信仰再坚定的人心也会颤一下，何况有的本来就是追求富有与虚荣的不坚定者。采民们瞄准的就是这些人，而这样的目标一打就能一个准！哈哈，公安局还不是我们的！采矿者乐得一边偷偷笑出声。

1987年的一个夏夜，县公安局接到矿山“告急”电话，立即派出刑警队前往。半途，发现夜幕笼罩的矿山上突然腾起一串红色火球。非年非节，放这玩艺干啥？警车上的小伙子们感到纳闷。当他们到达矿山不远时，火球顿时从四面冲天而起，如同节日焰火，煞是一片奇妙的景象。后来，据一位被捕的窃矿者供认：燃放彩球简是他们夜间报警的一种手段。放彩球多少视公安人员来的人数而定，以便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此计不是诸葛亮所献，乃是你们公安局内的人！

据说局长为此气出了病来！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失灵后，国营矿山无奈又咬牙组织第二支护矿队。矿上领导发誓：不把这几千名野蛮偷挖孔雀石的采民赶下山，誓不为官。为此，矿上从工人中挑选了100名身强力壮的勇士，这些人个个都是复员军人或公安干警出身，并精心挑选了1名有十几年党龄的中层干部任队长。那阵势确比第一支护矿队强10倍！哪知第二任护矿队长虽然资格颇老，精明强干，但他们与第一任队长害同样的一种病——“贫困症”。那位“行贿专家”梁某三下五除二，没几天就把他拉下了水。

此后，又组建过第三支护矿队……

三次建立护矿队，三次败北于采民之手——国营矿山的领导当时并不了解是自己内部阵营里有鼹鼠。作为国家大型有色金属矿山之一，上级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无疑是铁板上钉钉子——硬碰硬的事。可是，成百上千的哄抢者给矿山所造成的压力，如今已经发展到远远超过年计划任务给矿山带来的压力。

从1983年开始，铜录山已如雷雨前的天空，早被民采风的层层乌云笼罩着。本来就产量锐减的国营矿山，这时又日益遇见开采出来的孔雀石常常“半路失踪”的现象，矿领导的头上为此又增添了几缕银丝，却始终不得其解。这一年春天，一位矿领导来到与铜录山相距千里的深圳开会。纯属巧合，这位矿领导与当地公安局长在茶座上聊起天来。东道主问他，铜录山的孔雀石到底有多少储量？你们国营矿山是否也搞承包了，也有权直接议价外售？这位矿领导表示国营矿山是直接为完成国家任务安排生产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查获三五起来自你们铜录山的孔雀石贩私车辆。”公安局长说。“那是当地农民干的。”局长摇摇头。“恰恰相反，人、车都是你们矿山的！”

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这位矿领导回矿一查，果真发现矿上几名跑广州、深圳的驾驶员，在偷偷做这类“生意”。后来发现，做这类“生意”的不仅仅是司机，还有坑道工、科室人员，甚至中、上层干部……

此后，他从公安部门进一步了解到：每年通过深圳、广州等地流人海外和非法市场的国宝孔雀石约百吨有余！

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群采群抢，面对鱼网般的内部机制，矿山领导遥望南天，一声悲鸣：铜录山真是“孔雀东南飞”哟！

不是失意，恰有几分失意；不是伤感，恰又倍至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