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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顾炎武颜元戴震章学诚 历史与伦理之不相容（第2页）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

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

所以，戴震主张“理存乎欲”，而欲，“皆根于性而原干天”。“欲者，血气之自然”。并且认为：

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原善》卷上）

“欲”便成了创造历史的动力。一个朦朦胧胧的平等、博爱的理性工国，便是这么勾勒出来的，人君，得“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与民同乐”，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惟以情黎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从而使百姓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社会“居者有税仓，行者有囊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以上均引自《疏证》卷上）

否则，“在位者每凉德而善欺背，以为民害，则民亦相欺而阁极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辟而回适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职由贪暴以贼其民所致”（《原善》卷下）。他对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同情与理解的，并进一步作出结论：

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曰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仇民，亦大惑矣。（《原善》卷下）

末了，还得提一提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学诚，他生活的时代略后于颜元、戴震，但在历史理论上颇有创见，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一部文学与史学的论著，开一代史学之新风，自成一家之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史学所以经世。因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是言史学也。（（浙东学术））

可见他不是“为史学而史学”的历史学家，其史识高于一般学者，其主张“六经皆史”，正是要反对程朱理学。他提出了作史的标准：不仅论事成文而要独断于一心，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并不胜感慨：“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答客问上》）。

他在历史观上，有“史以明道”的主张。过去的史家皆认为“道”是“圣人之道”，是“天德”所造，但他反其道而行之，认为：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事物发展的“所以然”与人的想“当然”，则将客观与主观区分开了。而“道”是自然发展的趋势，“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

历史的发展，“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

所以，人类文明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原道）上）。“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前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原道》上）。

他与顾炎武“一质一文”的观点相同，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书教）下）。

他以“道器合一”来说明“史以明道”。他说，“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以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

不管他的“明道”是否完全探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多少说明他在走向了近代的历史哲学阶段，有其重要价值及影响。尤其在强调发扬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无疑是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近代意识，他说的：

整辑排比，谓之史幕；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浙东学术》）

正是强调“议论开辟”、“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棒芜”。

这种“主体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弘扬，无疑是史观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一次解放。这无疑是司马迁、刘知几等史学反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发扬，他反对“官史”，称颂“家学”，更表现了这种解放精神。

前历史哲学时期，至此可告一段落了。后面正儿八经的近代史观，由于其不成熟的形态，其实也难以称之为狭义的历史哲学，姑妄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