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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前言

在国外讲学，最难忘的是在北美，一位金发碧眼的研究生给我提出过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日本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子文化，换句话说，日本人也认为中国是自己文化的发祥地，是他们的希腊与罗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中国却施以了灭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你对此又作何认识？”

这个问题，十多年来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虽说我当时很机智地作出回应，称“这又是一次‘下克上’”。但是，光以日本“下克上”的传统，足以解释他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么？这显然是不够的。

从公元6世纪始，日本接连派出4批遣隋使和19批遣唐使，使团人数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全面地学习中国的制度、科技、艺术文化，尤其是儒学及中国化的佛教，为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论概说》中就这么说过：

“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教。”

鉴真东渡，为了传播佛教文化，先后失败五次，直至眼瞎了，第六次终于抵达日本九州，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者，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介绍了过去……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陈元赟，更在日本生活了50年，卒于名古屋，当年铸的梵钟，迄今还留有他的铭词：

运丁灰劫，再新琳宫。

琳宫司漏，多孔鸣铜。

警醒旦暮，震觉昏蒙。

百万千劫，圣德善功。

这仿佛是一个谒语，告诫几百年前后的日人——这难道不可以说，陈元赟在日本半个世纪，对其民族的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方可以用此作训诫？

即便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也与中国人的感悟不无关系，其时的政治家吉田松荫、横井小浦，对魏源煌煌百卷的《海国图志》爱不释手，他们从中的借鉴与得益，远远比当日的中国维新派要多。《海国图志》当是东方第一部较完备的近代世界地理典籍，其中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自有前瞻性的称许，为此，日人迄今对《海国图志》仍念念不忘。

可以说，日人是一个替于学习的民族，一个颇具实用理性的民族，两次向外的大学习，使他们有了宏阔的视野，从而迅速走向了现代化，人们不能不惊叹，他们在工业组织上的出色才干、技术工艺上的精细——这与他们的国民性也是分不开的。可他们调过头来向老师开刀，当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尤其是走向细菌战。

世界公认，细菌战、大屠杀、慰安妇……等，是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的重大罪行。法西斯德国，正是通过技术路线与理性手段进行有组织的屠杀，600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奥斯威辛等集中营中“人间蒸发”的。集中营并没有把犹太人视为有生命的同类，一个同样拥有生存权利、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同类，而只是视为一件件的实验品、度料、垃圾，这才有一座座作为“杀人工厂”的建立。而上百万死于细菌战的中国人——这个数字迄今仍无法统计，原先估计的100万显然是太低太低了，在日本法西斯的眼中，也同样不是一个个拥有生存权利，李有生活情趣、活泼的想象力与无限创造力的生命，而只是“马鲁大”——圆木，“731”是这么称呼被活体解剖的对象，至于上十万死于南石头难民所的粤港难民，又被视作什么——一个已被治理为“皇道乐土”的城市的累赘，一个不堪负担的食品消耗链条……总而言之，当彻底地将其消灭于无形之中。

“波字8604”的细菌战罪行之所以能隐瞒得那么久，一是其组织的严密性，控制的冷酷；二是其罪魁们“坚不吐实”——其实，他们内心仍清醒地、理智地认识到这样的罪行是多么可怕。所以才百般隐瞒、推诿、回避、避重就轻！

是的，这一批人，没有一位不是高智商的医学专家，广州“波字8604”部队的部队长佐藤俊二，学历还是博士——显然，在杀人的本领与技巧上，他当可再封上一个“博士”，那种下令从本部取来杀人毒菌的冷静，那种在审判席上伪装无辜的从容，当是理性的表现。但愈是这样的理性杀人，其罪恶就更巨大，其行为就更无耻。

他们，当是人类理性的耻辱！

“波字8604”细菌战罪行的半个世纪成功的隐瞒，与整个日本社会对于那场侵略战争全然没有反省，且容不得反省的人是相一致的，刻意的隐瞒与拒绝反省，本就是历史逻辑的一致。

在日本人所著的《战争与罪责》一书中，谈到“日本的战后医学同战时直接相连，对过去没有进行丝毫反省。例如在中国展开细菌战，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陆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有关人员，战后却成了医学系的教授（京都大学、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等）、公立医院的院长，或是在行政卫生部门供职，建立了像‘绿十字’那样的血液制药会社。不葬重个人的传统，仍然被发生了艾滋丑闻的‘绿十字’的企业文化，被厚生省和医疗工作者相互勾结而承继着”。而这个“绿十字”后来更与厚生省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血液制荆的消费大国。其前身“旧本血库”的创始人，则是当年“731”部队搞活体解剖，人体实验的中枢人物。艾滋丑闻，则是他们进口未加热处理的血液制剂引发了艾滋病。

这无疑是相当典型的实用理性，当年借助罪行而进行的“科学实验”，已用于战后创造经济效益的企业运作的生意之中了，以致发生艾滋丑闻。当然，美国人是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这才有当年作为日本占领军长官麦克阿瑟的密电：

“731”部队的细菌资料对于关国国家安全保阵上的价值，远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更重要。

尽管后来具体实施这一“赦免”的美军代表狱里·桑德斯上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美国更完成了巨著《杀人工厂：1933~1945年日本细曹战及美国之掩盖》；司法部亦禁止日本央名昭著的“731”部队沙嫌对人类犯有4行的日本罪犯入境……可这毕竟已太迟了。

日本国内早已有人毫无罪感地宜称：“用活人作试脸品，促进了日本医学的进步。”

至于那位不仅逃脱了惩罚，而且逃脱了审判，一直逍遥法外的细菌战之罪魁——石井四郎，当日就是这么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如果以文书形式保证他及手下可以免除战犯追诉，他愿意提供细菌作战的细节资料。”

他如愿以偿了。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乃至集会上，他都宣称：“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

这里用的是“拯救了”这一完成式。

那么，这句话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意思呢？作为战争当中，细菌部队起到了“拯救了日本国家”的作用，还是战后，由于细菌资料的交易，“拯救了日本国家”呢？不管是之中，还是战后，“拯救”的作用是完成了的。

这段话，是相当自负也相当理性的。他之所以发动细菌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必需手段，而这所借助的，则是现代的科技，为了“医学的进步”，从而发动战争，使用战俘或难民来进行活体解剖，获得科学的数据及临床经验——这是何等清晰的理性审视，似乎纯粹是一种职业，不受任何道德与法律的限制。

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很是关心工业国家里控制模式的变化，并主张社会应控制对人们身体压迫手段的运用。他们主张精心建立有关工作I调控的系统，而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则会左右人的意识并漫透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规范着人的行为。这种控制，被视为“理念的极权”。而细菌战本身，当是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之示范，它务必拥有科学精神，严谨、周密，运算与试验，都应当一丝不苟，当然，事先得有一个精心筹划的科学方案——这种理性的杀人，比狂怒之下非理性的杀人，无疑更为可怕，因为所杀的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有组织的屠杀，且毋须承担任何道义与良心的贵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对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对日本俊略者的细菌战，都使用了同一个名词：“杀人工厂”，一种工业化的屠杀工序。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在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严谨、刻板，讲究技术与效率，都是值得钦佩的。但是，这种技术与效率，用于战争，尤其是用于“杀人工厂”——集中营与细菌战，其后果则是非常骇人的。我们不禁要问，在如此先进的现代手段的背后，亢奋的又是怎样一个狰狞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