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臣苦思数日,忽有一日,心中隱隱抓住了一点脉络,却不知是否荒谬,一直未敢与人言。”
李承乾的声音压低了些,带著一种分享秘密般的郑重。
“儿臣姑妄言之,请父皇姑妄听之。”
“讲。”李世民言简意賅,身体却不自觉地微微前倾。
“儿臣以为,”李承乾字斟句酌,儘量使用古朴的词汇。
“这天下万物,欲成其事,必依其三样根本。”
“譬如农夫耕种,所需之田亩、种子、耒耜。工匠製作,所需之原料、工具、场地。”
“此乃成就一事之根本依赖,无此,则一切空谈。儿臣暂且称此为————生业之本。”
李世民微微頷首,这个理解很直观,並不难懂。
“生业之本————嗯,田亩、工具、原料,却是根本。”
“其二,”李承乾继续道。
“便是运用这生业之本,所能创造出物资多寡、优劣之能力。”
“譬如,同样一亩田,善耕者能產粟三石,惰耕者或只得一石。”
“同样一份铁料,巧匠能打造锋锐兵刃五把,拙匠或只能制粗钝农具三件。”
“这產出之多寡、效率之高低,便是其生发之力。”
“生发之力————便是效率?”李世民重复了一遍,眼中闪过一丝瞭然。
“父皇圣明,正是此意。”
李承乾肯定道,隨即引入第三个概念。
“然而,仅有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尚且不够。”
“这田亩归谁所有?是均田制下之自耕农,还是世家之佃户?”
“工匠是自由之匠户,还是依附官府之官奴?”
“所產出的粮食、器物,如何分配?”
“是大部分归於劳动者自身,还是大部分被田主、朝廷以租、调、庸之名征走?”
“这围绕著生业之本的归属,以及產出物分配所形成的规矩、制度、人之身份地位,便是————便是相处之规。”
“生业之本————生发之力·————相处之规————”
李世民將这三个词在口中细细品味,眉头渐渐锁紧。
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似乎並不出奇。
但被李承乾如此系统地提出並联繫在一起,便產生了一种奇特的解释力。
他隱约感觉到,太子似乎触摸到了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底层逻辑。
“儿臣浅见,”李承乾观察著父皇的神色,小心翼翼地继续阐述。
“此三者,並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尤以这生发之力,最为关键。一般而言,这生发之力的高低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相处之规的具体样貌。”
他尝试用歷史来佐证自己的“思考”。
“儿臣试以史实验之。譬如商周之时,为何行井田制,八家共耕公田?”
“盖因彼时农耕之术粗陋,多为木石之器,效率低下,非聚眾合力,不足以抵御天灾、完成耕作。”
“此乃是低效的生发之力,决定了必须集体劳作的相处之规。”
李世民目光一凝,这个解释角度,与他以往所读史书强调的“先王仁政”有所不同,更侧重於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至春秋战国,”李承乾越说越顺畅,思路也越发清晰。
“铁製农具与牛耕逐渐推广,一个五口之家,凭藉自身之力,便可耕种更多土地,產出更多粮食,足以养活自身並略有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