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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百年来第一人硕学通儒沈曾植 1沈曾植生平小传（第1页）

九、三百年来第一人“硕学通儒”沈曾植1、沈曾植生平小传

1901年冬-1902年春

沈曾植（1850—1922），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晚号寐叟。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富著述，工书，藏金石拓本甚彩。精通哲、史、地、医、佛、文艺诸学，有《海日楼诗集》、《汉律辑树》、《机秘史笺注》等行世。且有《苗阁琐谈》、《辛丑札记》、《寐叟题跋》等学术札记十余种。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入京之后的第三年，沈曾植还刑部主事，感时伤事，在《寐碑叟题跋》中记日：“光绪壬寅正月，重人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维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容云四合，矮窗展玩，招怅移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其心迹可见一斑。沈晚年寡交白晦，自号谷隐居士，居沪鬻书自给，而求书者不绝于门，以得片纸为宝。百年匆匆而过，历史人物与历史风云已成历史。昔于髯翁有句云：“天上风云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吟罢怅然。如沈曾植者，于今为不朽者有二：一学术、二书艺也。

沈曾植家学甚厚。其祖沈维鐈不惟久为仕宦，且五任学政，校刊图书颇多，务尚实学。沈曾植学力淹通，曾受张之洞聘为武昌两湖书院史席。其精通典籍，以至客人居所尽见书架，必高呼主人乃知所在。后曾赴日本考察制度文物，眼界益开。

他的书法，幼学包世臣，远接邓石如，筑基于碑学无疑。这也是清代乾嘉学派以后嘉道碑学中兴的风习所染，世人难出其右。王森然认为沈书“扇欧、赵之余风，集琳琅之万品，内地网罗，蕃外选购，采其众长，树立一家”（《近代名家评传》），一言以概，即说其书各魏备不卑唐，植根于魏、唐而能融汇众有。这一句评价一般人当不起，但沈曾植确乎仿佛之。他的高明既在于不像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偏激地尊魏而卑唐。审度包、康两家书法，包长于理论而拙于书艺，所书锋落一偏，绞转拖沓，实欠俊拔之致；康则气象恢闳，盘纡纵横，有似其人，然或失于张狂而乏蕴藉。沈氏之为人既沉潜自晦，衡诸其书，亦线画凝炼而气势铺陈，灵光内蕴而骨力洞达，诚清民之书法巨擘，断非虚誉。沙孟海先生说他：“晚年取法于黄道周、倪元潞，兼两家之长，一生功夫，尽工钟繇、索靖，所以变态极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游龙舞风，奇趣横生”（《近三百年之书学》），可谓言言尽揭沈书底里。“变态极多”、“奇趣横生”二语，基本概括了其书之特点。马宗霍《书林藻鉴》记曾农髯语颇有意思，亦可见沈氏本人对“奇正”之旨的态度：

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曰：“翁覃谿稳一生误字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交七十后更不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

这“不稳”即奇变、险绝之美。沙孟海所谓：“变态极多”、“奇趣横生”或即此指。证诸《书赠青仁轴》、《赠芸庄联》、《太乙近天都诗轴》等作，确乎如此。马宗霍谓之为：“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言不为过。曾农髯还说过：“叟读碑多，写字少，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此处生亦审美上“拙”之来历。“不稳”与“生”“拙”必于平正中来。对此，沈氏在论书时曾有说法：“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对于“经生”书、“院体”书以及“馆阁”书“名家薄之于算子之消，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模平竖直之外？”可见沈子培的基本观点。高足王蘧常早年求师指点，沈亦告之：“求书理，以为近晋，可从三王二爨人”。在此，我们发现，沈曾植的书学理想正在于融冶碑帖、化合晋魏。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是真正开此一风气的实力派大家。

沈曾植学识渊博，《清史稿》记载：“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王国维居沪期间多请益于寐叟，其作《寿序》，认为清代学术三变，清初为经世之学，乾嘉是稽古实学，道咸之后，学术转新，寐叟乃新学术的帅将。沈氏的一生，非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同历代的中国文人一样，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忧世之深，过于龚魏”（王国维语）。因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力陈假洋资造铁路等，成为了“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

沈氏一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命运忧思不已，主张经世致用，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事。1901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允许师范生中的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教育内容主要“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为国家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方面人才。一系列革新举措使得南洋公学的办学面貌焕然一新，它体现了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不断进步与开明。1907年，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这次出访，使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

在提学使任上留意选拔和招揽人才。设存古学堂，以宋儒程氏读书日程为蓝本，选拔各学堂中的优秀生专开国学研究班，并借鉴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互相讨论、独立思考。他提出的教学方式是：知新温故、达变立常、内自折衷、不逾世变。他招揽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有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慨、陈衍等，使皖学达到了最盛期。

和政治上不同的是，他在学术上能锐意精进，勇于突破旧我。在晚年，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希望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这是他在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获得日益深刻的体认后的深思熟虑。这就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使沈曾植成为晚清学术转型期继往开来的代表。

关于沈曾植一生学术活动的评价，以王国维在《七十寿序》中说得最为恰当：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祥。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纵观近代儒林，沈曾植称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学者，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传统儒士，一位有着精深造诣和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文化名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沈曾植所追求的梦想和所从事的事业大都早巳烟消云散，难觅痕迹；但他毕生力行的儒家风范仍在影响着后来者，尤其是他晚年倡导的振兴亚洲儒学的口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并为世人所接受，仅此一端就可看出他的识高议平及先知之哲。

1922年沈曾植去世，王国维撰写挽联：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已，要为天下哭先生。

附：沈曾植先生年表

沈曾植先生，曾祖学阶，字自堂，邑庠生，诰赠光禄大夫。祖维？，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即其门下士。父宗涵，字俨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先生有二姐早卒。兄弟四人，长曾棨，先生居仲，弟曾桐、曾樾。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成人。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卖米，极难割舍。

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中第二十二名。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一八八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土出身，识康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次年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