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学人物张之洞
小说中的文学人物张之洞,是一个视国事为生命、一心为国效力的爱国士人,也是一个顺乎时代潮流、有远见卓识的高级官员;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视仕宦为生命、铁心忠于朝廷的传统士大夫,也是一个缺乏“现代化”知识,满脑子儒家禁锢的封建官僚。
他是一位肯办事能办事具有大刀阔斧气概的实干家,也是一个师心自用、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官场人物。
他生财有道,广辟财源,也不惜败坏社会风气,将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他办洋务追求闳阔,一甩千金,甚至得“屠财”恶名,但他自己却清廉自守,一生手中过银千千万万,却不贪污受贿分文,到死“房不增一间、田不增一亩”,即便那些诋毁他的野史,在“廉”这一点上对他都一致予以认同。
他博学好古,诗文领一时**,但不以词臣谏官为满足,一心要做经济大业,然在疆吏生涯中,却又时时暴露出其书生的特质及弱点。
他以儒臣自居,对门生僚属的德行操守要求甚严,但自己却不过多培植“内圣”功夫,他不拘常礼、不循常度,且在政治上极善经营,是一个会做官又官运好的角色。
总之,文学人物张之洞是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然大体上不失可敬可近的名士型官员。他是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士人,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
对于张之洞的文才,有这样一则故事。清同治年间住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微服出访途中碰到在松江某官宦任教的同窗好友。因同窗家中有事只好请张之洞到官宦家暂住,张之洞欣然应允。
一日松江知府寿辰,那官宦带张之洞前去祝贺。席间宾主谦让坐位,而张之洞竟毫不逊让独居首位。知府见状心中大为不快,指着桌上的当地名菜鲈鱼说道:
鲈鱼四鳃,独占松江一席;
松江办酒席如桌上无鲈鱼,则不能成上等酒席,故有“独占松江一席”之说。知府语意双关,实际上是在声明:“我乃堂堂知府大人,松江是我的天下,你有什么资格独占我的上席?”足见满腹牢骚,内含讥讽又露霸道。
张之洞听后借席上的螃蟹立即回了下联:
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洲。
张之洞的下联可说棋高一着,其意思是你鲈鱼只不过在松江之内称王,小小知府而已。我螃蟹则不然所向披靡,横行天下,占据首席理所当然。下联表面斯文实则尖刻,知府听后知道来者不凡。经打听原来是张之洞大驾光临,不免大惊失色,谢罪不已。
这副对联双方都把自己的傲气霸道刻划得淋漓尽致。
3、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重臣,是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位代表。他醉心“洋务”,以图富国强兵,亲手创建汉阳兵工厂。毛泽东就说过:“讲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观念,一时广为流传,成为后期洋务派最响亮的口号。
1927年,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自沉,史学家陈寅恪在挽诗中忧世伤生,回溯清季新政的历史,有:“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之句,对身兼政坛重臣、学界巨擘的张之洞给予了高度评价。
1898年4月,张之洞写出了大作《劝学篇》,对自己先前提出的“中体西用”又有所突破。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此“五知”确实催人奋进,至今依然闪着亮光。当然,最具意义的当属第四知的“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艺”指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政”指西方的民主政治。很明显,在张之洞看来,“西艺”是末,“西政”才是本,如果只学“西艺”而弃“西政”,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舍本逐末,就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