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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4页）

那个秋天他把房子卖了。

卖房前不久，在一次早餐桌上，他突然阴沉、坚决地对外婆宣布说：

“孩子他妈，我养活你也够久的了，从现在开始，你自寻生路吧。”

外婆听了这话，丝毫不为所动，仿佛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不紧不慢地取出鼻烟壶，伸到海绵样的鼻子底下嗅了嗅，说：

“好啊，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外公在小山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了两间黑乎乎的地下室。

搬家那天，外婆找来一只系有长带子的破草鞋，把它扔到炉炕里，蹲下身来，开始呼唤家神：

“家神家神，一家之神，给你雪橇，我们一起搬新家，保佑我们从此平平安安……”

外公站在院子里，朝窗内瞄了一眼，大叫起来：“不许你搬这东西，你这异教徒，真是丢人现眼……”

“哎哟，孩子他爸，小心惹祸上身啊！”

她一本正经地警告着，可外公怒气冲冲，不准她把家神带走。接下去的两三天，外公把家具物件卖给了几个收破烂的鞑靼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气得直骂娘。

外婆望着窗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低声念道：“拖吧，都拖走吧，砸了算了……”

一想到要离开温暖的小窝，我差点就要哭了。

搬家来了两辆大车，我坐的那一辆颠得七上八下，时不时地想要把我从一大堆货物中抛出去。这样颠沛流离的日子我过了大约有两年，直到母亲去世。

外公搬到地下室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人也瘦了，眼睛看上去更大了，眼神惶恐不安。她对什么都要仔细打量，仿佛是头一次见到我和自己的父母，而且看我们的时候沉默不语。继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轻轻吹着口哨，不时地咳嗽几下，两只手放在背后，不停地扭动着大拇指。

“天哪，你怎么这么会长啊！”母亲用发烫的手掌捂紧我的脸颊，对我说。她穿了一件肥大的棕色衣服，肚子鼓了出来，很难看。

“你好啊！”继父伸出手，说道，“过得怎么样啊？”他嗅了嗅空气，说，“这儿太潮。”

他俩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像是拼命追赶过什么，现在累得哪儿也走不了，只想躺下来喘口气。

喝茶的时候大家闷闷不乐，外公望着窗外雨打玻璃，问道：“这么说，烧得一无所有了？”

“一无所有了，”继父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差点儿也出不来了。”

“呣，大火无情啊。”

母亲紧靠着外婆，凑到她耳边窃窃私语。外婆眯缝起眼睛，像是不能见光的样子。

空气越来越压抑。突然，外公带着挖苦的语气，慢条斯理地大声说道：“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先生，我怎么就听说根本没什么火灾，而是你在牌桌上输了个精光。”

屋子里顿时一片肃静，只听到冷雨敲窗和茶壶噗噗冒气的声音。

“父亲……”还是母亲先开了口。

“叫什么叫，”外公歇斯底里地怒吼道：“你还想怎么样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了，不能嫁个二十岁的。你瞧瞧，细皮嫩肉的小白脸，跟了他，你就能当阔太太了？现在怎么样啊，我的好女儿？”

他们四个吵了起来，继父声音最响。我跑到过道里，坐在柴堆上，简直傻了眼了。这怎么可能还是我的母亲？她以前绝不是这样的。在房间里我记不太清楚，可来到这漆黑的过道上，她原先的样子已清晰地浮现出来。

后来，我也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又住到了索尔莫夫镇。那儿的房子很不一样，墙上没糊墙纸，木头缝里塞满了麻屑，里面蟑螂成群。母亲和继父住在两间朝街的房子里，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只有一扇天窗。

房顶上，工厂的黑烟囱正不停地冒出滚滚浓烟，冷风一吹，整个小镇都烟雾弥漫。在我们冰窖似的房间里永远充斥着一股烧焦的油烟味。一大早，工厂的汽笛就像恶狼一样号叫：“噢呜——噢呜……”要是踮起脚尖站到长凳上，透过窗户的顶端，刚好能看见亮着灯的厂门敞开着，像老叫花子咧开没了牙的黑嘴，密密麻麻的人头正在往里涌。

到了中午，汽笛又尖叫起来。大门像黑嘴似的张开了，露出一个黑簇簇的深洞，被反复咀嚼过的工人从洞里呕了出来，他们像排到街上的一股污水，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把黑压压的人群驱散回家。

在这儿几乎看不到天空，被烟熏黑的屋顶上和落满煤烟粒子的雪堆上，低垂着一个巨大的灰黑的平顶盖，以它日复一日的单调色彩扼杀你的想象力，让你只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晚上，工厂上方晃动着浑浊的红光，照亮了烟囱的顶端，仿佛它们不是从地面上升起来，而是从烟云里落下去，一面降落，一面喷吐着红烟，不停地吼叫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嘈杂场面，像恶毒的虫子一样一口一口吞噬着人的内心。

外婆干起了苦力，从早到晚就忙着做饭、拖地、劈柴、挑水，到了睡觉时累得呼呼直喘气。

有时候，她做完了饭，套上那件短棉袄，把裙子高高掖起，就动身进城去了。

“去瞧瞧老头子过得怎么样了。”

“我也去！”

“没看见这风刮得有多大吗？冻死你！”

每次去城里，她都要在茫茫的雪地里走上长长的七俄里。

母亲怀孕了，脸色蜡黄，整日裹着块镶有长穗子的灰色破披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