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这个结论前面,还用拉丁文写了一长串病名。保尔从中只了解一点:他的主要问题不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党委会讨论,没有一个人反对立刻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之后他再离开。他担心团委的工作没人负责。这个要求虽然遭到巴尔捷利克的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得到他一生中第一次休假。去叶夫帕脱利亚疗养的疗养证已经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这些日子保尔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召开了地区团委会的全体会议。为了能够安心地离开,他竭力在临走之前把一切安排妥当。
可是就在他即将去休养,去看他平生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又可憎的事。
下班以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过了一会儿,走进来几个人。保尔坐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从说话的声音里听出有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法伊洛。法伊洛个子高高,一副军人派头,长得挺帅。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喜欢纠缠漂亮姑娘。
法伊洛曾经打过游击,一逮住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每天都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帮的脑袋。保尔非常讨厌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向保尔哭诉,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法伊洛逃过了专区党委监察委员会的追查,因为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的。此刻,保尔留心听着进屋的人说话,他们不知道他就在旁边,其中一个人说:
“喂,法伊洛,你那件事情怎么样?有没有搞出点新名堂?”
“你可以向我道喜了,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这美事成不了呢。不,老弟,只要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是和保尔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共产党员,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到她这里来寻求保护或征求意见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科罗塔耶娃受到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不是在撒谎吧?她可不像那种……”
“我撒谎?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只要有本事嘛。对付不同的娘们得用不同的手段。有的第二天就投怀送抱,不过说实话,这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关键是必须学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得有一套特殊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在这方面可称得上是个专家啦。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那群听众怂恿他继续往下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身来,攥紧拳头,只觉得心在狂乱不安地剧烈跳动。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靠上帝保佑,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梦,可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还跟格里博夫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呢。于是我就开始运用计谋。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趟又一趟。可她尽给我白眼。外面对我有不少闲言碎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从侧面进攻失败了。于是我就采取迂回战术,来个迂回包抄。哈哈!……你懂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贴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像一条狗似的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没人关心我,没人体贴我……我就这么胡诌瞎编,如此这般地一个劲诉苦。一句话,向她的弱点发起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工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的鬼去吧,干脆结束这场滑稽表演。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弃她……最后总算把她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真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继续讲他那令人作呕的下流故事。
保尔记不得他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他愤怒地大喝一声:
“畜生!”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抓住他的前襟,说:
“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
保尔操起一张橡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幸亏保尔衣袋里没有手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竟然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米亚的那天,保尔不得不站在党的法庭上。法庭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的经过。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这里议论的这件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当时我没能沉住气。以前我做工作,曾经拳头用得多,脑子动得少,但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直到法伊洛的脑袋上挨了一下子,我才清醒过来。最近几年来,这是我唯一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虽然他挨打实质上是罪有应得,但我仍然谴责自己的这种行为。法伊洛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共产党员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会与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开始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的神经系统状况向法庭做了介绍。当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警告处分时,与会者提出强烈反对。于是他撤回了提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载着保尔向哈尔科夫飞驰。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另行分配工作。他得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鉴定,然后就动身了。阿基姆现在是乌克兰团中央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向他汇报了全部情况。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之后还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沉着、镇静,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容易暴怒,甚至失去自制,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这是份很好的鉴定,但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即使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会出这种岔子。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以后,咱们再商量派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