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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原始词汇的悖反意义（第2页）

[17]索尔密（1908，[24]）

[18]赫兹斐尔德（Herzfeld）（1906）。

[19]在他搜集的俏皮话——bellefacezie——中或许能够找到一个例外（虽然这点并不重要）。这本书还没有译成英文。参见赫兹菲尔德（1906，151）。——[厄洛斯（Eros）是“所有生命的保护者”的这种说法，比弗洛伊德引用“Eros”这一名称早了10年，两者所有的短语几乎完全相同。和“死亡本能”相对应，弗洛伊德用它来作为表示性欲的普通术语。比如，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StandardEd。，18，第50页和第52页。]

[20]（1919年版增加的脚注：）在列奥纳多有关性行为的纵向剖面图的一幅画作中，很容易看到一些明显的错误。我们肯定不会称之为**图（见图1）。雷特勒发现了这些错误（1917），并且按照我在本书中所描写的列奥纳多的性格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讨论。

“恰恰是在描绘这个生殖行为的过程中，他在研究方面的超常才能完全失败了。很显然的，这只能是他过于性压抑的结果。他画了男人的整个身体和女人的部分身体。如果我们把图1拿给一个没有成见的旁观者看，遮盖住头部以下的部分，只可以看得见头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女人的头部。前额的波形卷发以及披在身后的、长及第四或第五胸椎的长发，使它更像女人的头部了。

“这个女人的胸部有两处缺陷。第一个是艺术上的，因为从它的轮廓上看，它很松弛，而且令人讨厌得下垂着；第二个是解剖学上的，因为，很显然地，研究者列奥纳多总是对性事避而远之，所以从来没有仔细地观察过一个乳妇的**。假如他曾仔细地观察过，他就必定会注意到乳汁从许多分散的排泄管流出。然而，列奥纳多只画了一条排泄管，并且一直延伸到腹腔内，并且在他看来，很可能从乳糜池（achyli）处抽取乳汁。他也很可能认为，它以某种方式连接着性器官。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当时，研究人体内部器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解剖人体被看作是对死者的亵渎，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毫无疑问，列奥纳多能够使用的解剖材料非常稀少。所以，他是否知道腹腔中存在着一个淋巴囊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尽管在他的画中确实有一个类似于腔的东西。但是，他画的输乳管一直向下延伸到内**。由此，我们可以猜想，通过可见的解剖连接图，他想要表现乳汁的开始分泌和妊娠期的结束是同步发生的。然而，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环境，即使我们打算原谅他的不完善的解剖知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仍然存在着：确切地讲，列奥纳多非常草率地处理了女性**。我们无疑地可以区分开**和看起来像子宫的器官，但是表现子宫本身的线条彻底地混杂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列奥纳多描绘的男性**要正确得多。例如，他不满足于画出睾丸，还画上了附睾，而且非常得准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奥纳多所画的**姿势。著名画家的绘画和素描选择的都是背向的、侧向的**等姿势。可是当进行站立姿势的**素描时，我们一定会认为特别强烈的性压抑才导致了画家绘画这种孤单的、近乎怪诞的方式。假如一个人想过得愉快，通常他会尽量使自己舒服：当然，对于饥饿和**这两种原始本能而言，这也是适用的。大多数古人躺着吃饭。很正常的，今天人们采取躺着的姿势舒服地进行**，就像我们的古人一样。就意愿来讲，躺着的姿势，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人们希望能够在这种位置上停留较长的时间。

“此外，长着女人头的男人的面部表情是一种愤怒的抵抗。他紧缩双眉，歪头侧目，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他双唇紧闭，嘴角向下。在这张脸上，既看不到**的愉悦，也没有尽情的快乐；它只表现出了愤怒和厌恶。

“然而，在画两条下肢时，列奥纳多犯了最蹩脚的错误。实际上，男人的脚应该是右脚。因为列奥纳多是通过解剖纵分截面图来描绘**，所以男人的左脚应该在图面之上的位置。因为同样的理由，女人的脚也应该反过来，是左脚。但实际上，列奥纳多调换了男性和女性的位置。男人只有一只左脚，而女人只有一只右脚。如果联想到大脚趾位于脚的内侧，这种调换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仅仅这张解剖图本身就使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研究者所承受的强烈性压抑。这种压抑使他的心理几近于一种混乱状态。”

[1923年增：]实际上，雷特勒的这些说法受到了批评。因为如此严肃的结论不应该仅凭一张草率的素描而得出，甚至不能肯定该画作的不同部分是否真的同属一体。

[21]据斯科格纳米格利奥的记述（1900，49），在《大西洋古抄本》（theCodexAtlanticus）中，有一段含混不清的、不同解读的文字谈到了这一事件：'Quandoiofeeovoimimettesteinprig;one，oras'iolofogrande，vio。'[“我把上帝描画成一个婴儿时，你把我关进监狱；现在，如果我把他描画成一个大人，你会待我更糟。”]

[22]梅列日科夫斯基（1902，德文译本，1903）。《列奥纳多·达·芬奇》构成了历史巨著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的第二部。另外两部是《叛教者朱利安》和《彼得与亚历克西斯》。

[23]博塔奇（1910，193）[J。P。里克特（1939，2，244）]。

[24]《画论》[路德维希（1909，54）]。

[25]索尔密（1910，8）：[“列奥纳多建议画家研究自然……，接着，当研究的热情处于支配地位时，他就不再希望因为艺术的缘故而学习，而是为了知识的缘故才学习。”]

[26]有关他的科学成就细目，参见玛丽·赫茨费德的优美传记引言（1906）、《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1910）中的各种文章、以及其它记载。

[27]研究我的《一个5岁男童的恐惧症分析》（1909b）和类似的观测结果，可以证实这些听起来不大可能的论断。[1924之前，最后这些话是这样写的：“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Jahrbuchfurpsyalytisdpsychopathologische）的第2卷中的类似的观测结果。”——参见荣格（1910）。]在一篇关于“儿童性理论”（1908c）论文中，我写道：“然而，这种沉思和怀疑便成了所有后来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智力活动的原型。第一失败对孩子的整个未来都具有严重的破坏影响。”]

[28]斯科格纳米格利奥（1900，15）。

[29]（《大西洋古抄本》，F。65v。，见斯科格纳米格利奥，[1900，22]。）在德文本中，弗洛伊德引用了赫兹斐尔德的意大利原文的德文译本。我们上文的内容翻译自德文版。事实上，德文本里有两处欠确的地方：“nibio”应该是“鸢（kite）”，而不是“秃鹫（vulture）”（参见“编者按”，第61页）；而“dentro”“within”被遗漏了。弗洛伊德自己在下文里修正了最后的这个遗漏（第86页）。

[30][1919年增注：]在一篇对本书的友好评论中，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Ellis）（1910）就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他反对说，列奥纳多的这个记忆很有可能有事实基础，因为儿童的记忆经常比人们所认为的还要更早；故事中所提到的大鸟当然不一定就是秃鹫。我很高兴得承认这一点是真的。作为减少困难的一步，我也有一个建议——即他的母亲观察到了大鸟拜访他的孩子——在她看来，这件事很可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预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反复复地讲给他听。我认为，结果是他记住了母亲讲的故事；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以后很可能把它当成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忆。不管怎么说，这个改动无损于我的整体看法。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后来编造的有关孩童时期的幻想和一些琐碎但是真实的、发生在早年而常常被忘记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突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且详细地说明它，像列奥纳多对待那只鸟——他称之为秃鹫——和它的不寻常行为的故事一样，这其中必定有隐情。

[31]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变态》（1901b）第四章中，弗洛伊德讨论了孩童记忆和心理屏障记忆。在1907年增补时，弗洛伊德把它与历史著述作了同样的对比。

[32][1919年增注：]写完上面这段文字以后，我曾尝试着对另外一个天才的难以理解的孩童记忆进行类似的分析。大约60岁时，在《诗歌与真理》（DidWahrheit）中，哥德记述了他的生活。在最初的几页里，他描述了他如何在邻居的怂恿下，从窗户里先把一些小陶器，然后是大陶器，都扔到了街上，摔得粉碎。实际上，这是他叙述的有关童年时代最早期生活的唯一一幕。这件事的微不足道，它与其他没有成为伟大人物的人的童年记忆的相似，以及在这一段中丝毫没有提及他的弟弟（在他3岁零9个月时出生，在他将近10岁时夭折）——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分析这个童年记忆。（事实上，在书的后面部分详细描述疾病缠身的童年时，歌德提到了他弟弟）。作为结果，我希望能够用某些内容——和歌德的上下文描述一致的、它的内容值得保留的、发生在他的生命的那个阶段的内容——来还原这个故事。对扔陶器的简短分析[《诗歌与真理》中歌德的童年回忆（1917b）]使我们认识到，这是针对令人烦恼的侵犯者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行为；在书中描述这种情景之处，他的意图是战胜现实：不能允许第二个儿子长期地干扰他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如果最早的童年记忆，（以像这样的伪装保存下来，）都应该关系到母亲——像歌德与列奥纳多的情况那样——这其中令人如此惊讶的到底是什么呢？——[在1919年的版本中，这句话“这篇文章中没有对弟弟的任何记忆……”改成了“……明显的一点都没有提及有关弟弟的任何事情……”1923年的版本采用了现在的形式，并且在句尾增加了插入成分。1924年，在关于歌德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在一条增注中说明了这一改动（1917b），标准版，17，151n。]

[33][参见《“鼠人”案例的“原始记录”》，标准版，10，311。）——可以指出的是，（假定这只鸟实际上是一只鸢），鸢的分叉长尾是它的显著特征之一。在鸢的空中的精湛飞行中，它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这毫无疑问地吸引了观察鸢的飞行的列奥纳多的注意力。最近在《泰晤士报》（1956年7月7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鸢的鸟类学报告证实了弗洛伊德在这一段里关于它的尾巴（coda）的象征意义的论述：“有时尾巴会水平地呈直角展开。”]

[34][参见第82页脚注的末尾。]

[35]关于这一点，可以比较我的《一个歇斯底里案例的分析片断》（1905e），[标准版，7，51。]

[36]“那时我还在摇篮里，”。

[37]参见《对“小汉斯”的分析》，标准版，10，7。

[38]在1910年，仅仅是“一个同性恋者”（homosexual）。

[39]贺拉波洛（Horapollo），（《象形文字》1，11）：“为了表示母亲……，他们画了一只秃鹫。”

[40]罗雪尔（Roscher），（1894—97），兰佐尼（Lanzone）（1882）。

[41]哈特雷本（Hartleben）（1906）。

[42]“他们说从来没有雄秃鹫存在过，全都是雌性的。”艾连，《动物的本性》（DeNaturaAnimalium），第2卷，第46页。转引自冯·雷默（vonRomer）（1903，732）。

[43]普卢塔克：“正如他们所相信的，只有雄圣甲虫存在，所以埃及人得出结论，雄秃鹫也不存在。”实际上，这句话是利曼斯（Leemans，1835，171）为贺拉波洛做的注释。弗洛伊德疏忽了这一点，误认为是普卢塔克的话。

[44]HorapollonisNillyphica，利曼斯编（1835，14）。有关秃鹫的性的文字如下：“（他们用秃鹫的画像来表示）一个母亲，因为在这一生物物种中，没有雄性。”——好像在这里错误地引用了贺拉波洛的话。文中的短语暗示，我们在这里应该采用的是秃鹫由风受孕的神话。

[45]芒茨（1899，282）。

[46]芒茨（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