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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森的招术（第2页）

“真可笑，”他说，“莱斯特雷德那个傻瓜总以为他很棒，却完全走上一条错误的轨道。他去追查那个秘书斯坦格森，而此人和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一样与此毫无关系。我相信，此刻他已经抓到他了。”

格雷格森过于激动，竟然放声大笑，直笑得接不上气来。

“而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

“噢，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当然，华生医生，这绝对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这事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死前的经历。有些人会等待着他们刊登的广告得到回应；有些人则等死者的生前好友或自告奋勇者前来提供情况。这不是我格雷格森的工作方式。你们记得死人身边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是在坎伯威尔路129号约翰·安德伍德父子帽店购买的。”

格雷格森听了这话似乎有点泄气。“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你到那里去过吗？”

“没有。”

“哈哈，”格雷格森像是这才松了一口气，“你不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是很小的机会。”

“对于一个非凡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在引经据典似的说。

“好啦，我去找了安德伍德，问他是否卖出过那种号码和式样的帽子。他查阅售货簿，很快便找到：他送过一顶这样的帽子给德雷伯先生，地址是托奎里夏朋蒂尔的公寓。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个地址。”

“漂亮，干得漂亮！”夏洛克·福尔摩斯低声说。

“接着，我去走访夏朋蒂尔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发现她面色苍白，十分沮丧。她的女儿在屋里，是个少有的漂亮姑娘。我和她谈话时她眼圈都红了，嘴唇直哆嗦。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开始产生怀疑。福尔摩斯先生，你是知道那种感受的，当一个线索就在你跟前的时候，你会感到浑身上下，一阵震颤。于是我问：‘你们听说你们原来的房客、克利夫兰来的伊诺克·德雷伯先生神秘地死去了吗？’

“那位母亲点了点头，似乎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女儿却一下哭了起来。这更使我感到，她们一定知道些什么。

“‘德雷伯先生是几时离开这儿去赶火车的？’我问。

“‘8点，’她说着咽了咽唾沫，以镇定情绪，‘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说有两趟车，一趟是9点13分，一趟是11点。他是去赶头一趟。’

“‘那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位妇人面色蓦地变得铁青，半晌才吐出两个字‘是的，’她声音沙哑，很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那女儿用一种平静而清晰的声音说话了。

“‘妈妈，你不用掩饰了，这没什么好处，’她说，‘还是对这位先生明说了。我们后来又看到了德雷伯先生。’

“‘上帝宽恕你吧！’夏朋蒂尔太太嚷了一声，把双手一扬，躺倒在她的座椅上，‘你可害了你的哥哥了！’

“‘阿瑟也宁愿我们说实话。’女儿毫不动摇地回答说。

“‘你现在最好把所有的情况告诉我，’我说。‘讲一半还不如不讲。再说，你们并不知道我们掌握了多少情况。’

“‘都是你，艾丽斯！’她母亲高声说，然后转向我：‘我愿意把一切都说出来，先生，请不要误会，我为我儿子而激动并不是怕他与这案件有何牵连。他是清白无辜的。我害怕的是在你们或别人眼中，他会显得可疑。那肯定是没有的事。他的性格，他的职业，他的经历都说明他没有可能。’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说清楚，’我说，‘根据事实，只要你的儿子是清白的，他不会被牵扯进去的。’

“‘也许，艾丽斯，你最好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她说着，让她女儿走开了，‘先生’，她接着说，‘我本来不想说的，不过既然我女儿说了，我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一旦我决定说，我就要把整个事情说出来，说个透。’

“‘这是最聪明的办法。’我说。

“‘德雷伯先生在这里住了将近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一道在欧洲旅行。我看见他们的行李上贴有“哥本哈根”的标签，说明他们刚从那里来。斯坦格森是一位寡言少语的人，很有教养，但他的雇主，很抱歉，却完全不同。他生性粗野，行为**，就在他来的那天夜里，便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下午还没有真正清醒过来。他对待女仆的态度十分放肆。更甚的是，他很快又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女儿艾丽斯，并且多次向她说出那些粗话，幸亏我天真的女儿不懂这些。有一次，他把她拉在怀里拥抱了她，为了这种恶劣行为，连他的秘书都责备他了。’

“‘不过，你怎么会容忍呢？’我问，‘我想只要你愿意，你满可以把他轰走。’

“夏朋蒂尔太太羞涩地说，‘上天有知，如果他刚来时，我就知道这一切的话，我会的。可是，他一来就说他们每人每天付一英镑，每星期十四英镑。这是一个淡季，我又是个寡妇，我儿子在海军服役需要很多钱。我不愿失去这笔钱，所以佯装无事。最后那次他太过分了，所以，我才通知他搬走，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