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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第2页）

塔拉斯说，他不喝酒的时候，就没有话说，一喝了酒，话就多起来，而且什么话都说。事实上也是如此，塔拉斯不喝酒的时候，多半是一声不吭；他喝酒的时候很少，即使喝一点，也是遇到特殊的场合，他一旦喝了酒，就特别喜欢说话。那时他说起话来，别人都爱听，因为他的话里包容着他的直率和真诚，主要是他的话听起来非常亲切，这亲切是从他那一双善良的蓝眼睛中流露出来的，是从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中流露出来的。

他今天正是这样的情况。当聂赫留道夫要回到座位上来了，他暂时不说了；但是，等他把行李放好，又坐下来，把一双有力的干活儿的手放到膝盖上，两眼看着园林工人，又继续说起来。他对这位新结识的人讲他妻子的情况，讲他妻子为什么被流放，讲他为什么要跟着他妻子去西伯利亚，他讲得非常详细。

聂赫留道夫从来没有听他这么详细地讲过他和妻子的事情，因此也带着浓厚的兴趣听着。他回到座位上后，塔拉斯正讲到费多西娅已经往食物里放了毒药，家里人也都知道了这毒药是费多西娅放的。

“我正在讲我自己的伤心事呢，”塔拉斯亲切地对聂赫留道夫说。

“遇到这个知心的人，就聊起来了，我就说起了我的情况。”

“说吧，说吧。”聂赫留道夫说道。“大哥，家里人知道费多西娅往面饼里放了毒药，我妈拿起这块面饼，说：‘我去报告警察。’我爸是个明理人。他说：‘老婆子，等一等，这丫头还是个孩子，恐怕她自己都不知道她都干了什么，饶了她吧。

也许她会醒悟过来的。’可是说什么也没用，我妈就是不听，她说：‘我们要是把她留下，她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蟑螂一样，会把我们都毒死的。’大哥，结果我妈还是去找了警察。警察马上就来了……当场取了证……”

“你当时怎么样？”园林工人问道。

“我呀，大哥，当时我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儿，一个劲地呕吐，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了，根本不能说话。我爸马上套上车，让费多西娅坐上去，先到了警察局，后又到了法院。大哥，从一开始，她就什么都承认了，见了法官，她什么都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

她还说了她从哪儿弄到的砒霜，她是怎么把砒霜掺到面饼里的。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回答说：‘我讨厌他，我宁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过。’她说的是不愿跟我过，”塔拉斯笑着说道。“她什么都说了，就这么着，她就进了牢房，我爸一个人回来了。当时，农忙季节马上就到，我们家就剩我妈一个女劳力了，她的身体又不太好。我们想，这可怎么办呢，能不能把她保出来。我爸就去找当官的，找了一个，不成，又去找第二个。一连找了五个，都不成。本来不打算再去费这个劲了，可是就在这时，却遇到一个人，这家伙官儿不大，是个世上少有的滑头鬼。他说：‘给五个卢布，我保她出来。’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讲好了三个卢布。大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把她织的一块土布押出去，付了这个钱。他刷刷刷地就把公文写好了，”塔拉斯故意拖长声音，好像他说的不是写公文，而是打枪。“公文写好了，我当时已经完全好了，我亲自赶着车到城里去接她。大哥，我到了城里，把大车停在大车店的院子里，拿上公文，马上就去了监狱。‘你有什么事？’把门的问我。我说我老婆关在里面。‘你有公文吗？’我立刻把公文递过去。他看了一眼公文，说道：‘等着。’我就坐到长凳上。太阳已经偏到西边了。一个当官的走出来问道：‘你是塔拉斯？’我说：‘是！’他说：‘好吧，把人交给你了。’门立刻就开了，她被带出来了，她还穿着她的那身衣服。‘好了，咱们走吧。’‘你是走着来的？’‘不是，我是赶着车来的。’我们来到大车店，我交了停车费，把马套上，把马吃剩的草料塞到麻布下面。她坐上去，扎好头巾。我们就上路了。一路上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只是快要到家了，她才说：‘怎么样，妈挺好的吧？’我说：‘挺好的。’‘爸也挺好的吧？’‘挺好的。’她说：‘原谅我吧，塔拉斯，我竟干出这种蠢事。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都干了什么。’我说：‘这些话就不必说了，我早就原谅你了。’后来我就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给母亲跪下了。母亲说：‘上帝会宽恕你的。’父亲说：‘你回来啦，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好好过日子吧。现在没工夫说这些，地里的庄稼该收了。斯科罗德那边的那一片施过肥的黑麦长得才好呢，这可是上帝的保佑，根和根，秆和秆，都互相缠在一起，而且都倒伏了，恐怕用镰刀不容易割。应该赶紧收割了。明天你就和塔拉斯去收割这块地吧。’大哥，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干活儿了。她干起活儿来一点也不惜力，干得非常出色。那时，我们家租了三俄亩地，上帝保佑，那地里的黑麦、燕麦长得真叫好。我割，她打捆，要不然我们就一块儿割。我干活儿就够麻利的，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来，而她干活儿更麻利，不管干什么活儿，都眼疾手快。她呀，人很聪明，再加上年轻，正是好时候。大哥，她这人，干起活儿来不要命，所以我老得限制她。我们回到家里，手指头都是肿的，胳膊又酸又痛，本该歇一下了，可她饭还没吃，就跑到棚子里打第二天要用的草豄子。她可真是变了。”

“那她对你怎么样，对你好吗？”园林工人问道。

“那就甭提了，她对我，那简直是如胶似漆，好极了，我心里想什么，她都能揣摸到。我妈呀，更是兴奋得不得了，她说：‘我们的费多西娅好像换了一个人，说不定是让人家给调包儿了吧。’有一次我们俩赶着车去拉麦捆，我和她坐在前面的一辆车上。我问她：‘你怎么想起来干那样的事？’她说：‘怎么想起来，就是不愿跟你过。我想，我宁愿死，也不跟你过。’我说：‘那你现在呢？’她说：‘现在呀，现在你是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说到这里停住了，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并且惊异得直摇头。“我们把地里的庄稼收拾完，我把大麻秆儿泡在水里沤上，回到家里，”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一看，传票来了，该去受审了。我们把为什么受审的事，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总是鬼迷心窍了，”园林工人说道，“要不然一个好好的人怎么想起来去害别人呢？我们那里就有一个人……”园林工人本来想说一说他们那里一个人的情况，可这时火车开始放慢了速度，马上就要停了。

“看样子是要到站了，”他说道，“去找点喝的来。”

交谈到此结束，聂赫留道夫跟着园林工人走出车厢，下到湿漉漉的月台上。

四十二聂赫留道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外面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有的套着三匹马，有的套着四匹马，那马个个膘肥体壮，马脖子上挂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下到由于有雨水而发黑的月台上，看见前面头等车厢前站着一堆人，其中有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她戴着帽子，身上披着雨披，帽子上插着珍贵的翎毛。此外，还有一个瘦高挑年轻人，他的腿细长细长的，穿一身自行车运动服，牵一条又肥又大的狗，狗脖子上套着贵重的项圈。他们后面站着几个拿雨衣雨伞的仆人和一个车夫，他们都是来接客人的。这一堆人，从胖太太到手提着衣服下摆的车夫，个个都显出大户人家那种阔绰和傲慢的气派。这堆人周围，立刻就围上来许多好奇者和崇拜者，这些崇拜者崇拜什么呢，他们崇拜的是富有，崇拜的是有钱人。这其中有戴红制帽的站长，有宪兵，有一个在夏天时火车一到总是站在站台上的瘦瘦的女郎（她穿一身俄罗斯式的衣裙，脖子上戴着项链），有电报员，还有几个男旅客和女旅客。

聂赫留道夫认出来了那个牵狗的年轻人就是科尔恰金家上中学的少爷。那个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科尔恰金一家就是搬到她的庄园上来住。列车长身穿镶着亮闪闪金边的制服，脚穿锃亮的皮靴站在车厢门口，他打开车厢的门，当菲利普和系白围裙的脚夫用可以折叠的椅子小心翼翼地抬着长脸公爵夫人下车时，他为了表示敬意，一直扶着车门。两姐妹互相问过好，就听见她们说了两句法语，她们说的是公爵夫人是坐轿车还是坐篷车。然后科尔恰金家的这支队伍就朝车站的出口处移动，长着一头鬈发的侍女手里拿着阳伞和皮套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后。

聂赫留道夫不愿再和他们碰面，免得又要寒暄，免得把说过的套话再说一遍，就停住脚步，没有往车站出口处走，等着这支队伍走过去。公爵夫人和儿子、米西、医生、使女走到前面去了，公爵和大姨子在后面站下来，聂赫留道夫没有往他们跟前走，就听见他们两人在用法语交谈，聂赫留道夫只是时断时续地听到他们说的一些片言只语，其中公爵说的一句话给聂赫留道夫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公爵说这句话时的语调和声音都印在他的脑子里。

“噢，他可是个真正上流社会的人，真正上流社会的人。”不知道公爵这是说谁呢，他说这话时，嗓门儿很大，充满自信。然后他和大姨子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们和脚夫们的簇拥下走出车站的出口。

就在这时，一群脚穿草鞋、肩背皮袄和背包的工人从车站的拐角处走出来，到了月台上，他们蹑手蹑脚地但毫不犹豫地走到一个车厢跟前，想上去，但是列车员不让他们上。工人们又赶忙你挤我我挤你地到了另一个车厢跟前，大家一齐往上拥，他们背上的背包不是被门挂住了，就是被挤到一边儿了，这时站在车站入口处的一个列车员看见他们往车上挤，就大吼一声，让他们下来。已经挤进车厢的工人赶紧下来，仍然蹑手蹑脚地但毫不犹豫地来到下一个车厢跟前，也就是聂赫留道夫乘坐的车厢跟前。列车员又不让他们上。他们打算再往前走，到下一个车厢去，但是聂赫留道夫告诉他们说，车厢里有地方，可以上。他们听了聂赫留道夫的话，就上去了。工人们正想找位子坐下，但是那个戴的帽子上有帽徽的先生和那两位太太一定认为，他们怎么能和这些工人共坐一个车厢呢，这简直是对他们的侮辱，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这些工人坐这个车厢，就往下撵这些工人。这些工人差不多有二十多人，其中有老，也有少，他们个个面孔又黑又瘦，显得很疲惫，此时，这些工人觉得自己就好像有多大的罪过似的，赶紧往车厢前面走，他们背上的大包小包时而挂在凳子上，时而撞到墙上，时而又挂到门上，看样子，他们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让他们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哪怕到海角天涯也行，让他们坐哪儿，他们就坐哪儿，哪怕坐在钉子上也行。

“你们瞎闯什么，一群脏鬼！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吧。”从工人们对面走来一个列车员冲着他们嚷道。

“哼，真新鲜！”两位太太当中的那个年轻的太太用法语说道，她完全相信，她的流畅的法语足以引起聂赫留道夫的注意。而戴手镯的太太却是皱着眉头，过一会儿用鼻子闻一闻，过一会儿又用鼻子闻一闻，并阴阳怪气地说什么跟这些臭乡巴佬坐一个车厢，气味好闻极了。

工人们好像逃脱了一场大难，心里踏实下来，大家都欢天喜地地为自己找位子。有的人歪一下肩膀，把沉重的背包从背上卸下来，然后把背包塞到凳子底下。

和塔拉斯交谈的园林工人坐的不是自己的位子，他回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因此塔拉斯的两边和对面就有三个位子空着。三个工人就坐到这三个空位子上，但是当聂赫留道夫走到他们跟前，他们从聂赫留道夫的衣着知道他是位老爷时，就都不好意思了，就站起来想离开，但是聂赫留道夫让他们坐着不要动，他自己则坐在长椅靠过道这边的扶手上。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工人困惑不解地、甚至有点害怕地和一个年轻工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原以为，聂赫留道夫是一位老爷，肯定会骂他们一顿，赶他们走的，因为这是老爷们的脾性，可是聂赫留道夫非但没有这么做，还给他们让座儿，这使他们感到奇怪，感到纳闷儿。他们甚至担心这会不会是一种圈套，诱他们上当。但是他们发现，这里没有什么圈套，聂赫留道夫和塔拉斯说话很随便，他们就放心了，他们让一个小工人坐到背包上，请聂赫留道夫坐到他的位子上。

那个坐在聂赫留道夫对面的上点年纪的工人开始时老是把身子往后缩，把穿草鞋的脚也尽量往后缩，惟恐碰到老爷，可后来就不一样了，他和聂赫留道夫和塔拉斯热烈地交谈起来，谈得非常融洽，他甚至说到一个地方，希望聂赫留道夫特别注意他的话时，还用手背拍拍聂赫留道夫的膝盖。他说了自己的情况，还说了他们在泥炭沼泽田里干活儿的情况。他们在那里干了两个半月的活儿，现在是带着挣的钱回家去，每个人都挣了十来个卢布吧，因为一部分工资在雇佣时已经提前支付了。他说，他们每天都是在没膝深的水中干活儿，从早干到晚，只有吃午饭时能休息两个钟头。

“有些人没有干惯，当然觉得很困难，”他说道，“如果干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只是伙食不能太次。起初伙食很不好，后来大家提了意见，伙食有了改善，大家干活儿也觉得轻松些了。”

后来他讲到，他连续二十八年了在外头干活儿挣钱，他把挣的钱都给家捎回去，先是给父亲，后是给哥哥，现在是把钱捎给侄子，因为现在是侄子管家。他还说，他每年能挣五六十个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买点烟草和火柴什么的。

“有时实在太累了，也喝点酒，这也是不得已呀。”他说着，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还讲到，他们不在家，女人们是怎么治理家的；他还讲到，今天他们要走时，包工头怎么用半桶酒招待他们；他还讲到，他们中有一个人死了，一个人病了，这个病人现在和他们一起，他们准备把他送回家。他说的病人就坐在这个车厢的一个角落里。他很年轻，还是个半大孩子，他脸色苍白，嘴唇发青。显然，他患的是疟疾，而且正在发作。聂赫留道夫走到他跟前，那孩子用紧张的和痛苦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他不好问孩子什么，因为不便打扰他，他只是建议让那位上年岁的工人给他买奎宁，并且把药名给他写在一张纸上。他想给点钱，那位老工人说，不用，他身上有钱，他给。

“我坐过多少次车了，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老爷，他不但不撵人，还给人让座儿。看来，老爷也不是都一样，有好有坏。”他对塔拉斯最后说道。

“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聂赫留道夫看着这些人那干瘦而强健的胳膊，看着他们身上穿的家造土布衣，看着他们那一张张善良的、晒得黑黑的、疲惫的面孔，心里这样想。他觉得他周围的这些人是全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劳动者的喜怒哀乐，他们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

“瞧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呢。”聂赫留道夫记起来科尔恰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记起来科尔恰金们的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欲、渺小鄙俗的世界。

此时此刻，聂赫留道夫就像一个旅行家发现了一个无人知道的美丽的世界，感到无比高兴，无比振奋。